保定重金属开采联盟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为袁黄所作考

只看楼主 收藏 回复
  • - -
楼主
  


 

摘要:《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众多故事中劝善的情节类型与袁黄其他劝善文相似,统揽《演义》全书而又丝丝入扣地渗透到几乎所有的故事中的基本思想倾向与袁黄援释道入儒的思想特征不谋而合,尤其是卷39《晋人有冯妇者》的总评第二条透露出明确的信息,这三个方面表明:袁黄就是《演义》的作者,而且他充分具备撰写这部小说的相关条件。但《演义》是其门人弟子在其身后整理问世的,在整理的过程中有所增益改动。这样的成书过程在袁黄众多著述中并不鲜见。

关键词:《七十二朝人物演义》 袁黄 文规 续文规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又名《七十二朝四书人物演义》(以下简称《演义》),是明代的一部较为特殊的白话小说集,共40卷,每卷独立成篇。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这40篇文字正文所写的人物和事件都源于“四书”,每卷题目也均取自“四书”中的原句。因其所描写的“四书”中提及的人物分属于春秋列朝,“那时天下有七十二国”(卷35),故冠之以“七十二朝人物”。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将之置于专收“小说短篇合于最初体制者”的“明清小说部甲”中,但又视其为“译述性质”,认为“去通俗小说甚远”,因此“姑附诸书之后”,表明其体制的特殊性。据孙楷第先生著录,《演义》有明刊本,日本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藏;光绪丁酉上海十万卷楼石印本,每卷有图,有总评、旁评。石印本封面题“李卓吾先生秘本”,“诸名家汇评写像”,有庚辰仲春癯道人序和空冷散人、磊道人二序。后李致忠先生在北京图书馆觅得此书另一部明刊本,卷数、图数、总评、旁评皆与孙楷第先生著录的两种本子吻合,但缺封面、序文及中间数卷。李致忠先生请友人从日藏本中复制了北京图书馆藏本所缺部分,对全书加以校刊、整理、标点,做了很细致的工作,使之畅然可读。点校本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888月出版。在《点校说明》中,李先生推定磊道人序后所署“庚辰”为崇祯十三年(1640),又对其作者作了推想。但这部特殊的白话小说集的作者究竟是谁,至今尚无定论,本文拟依据相关资料加以考辨。

 


 

迄今为止,关于《演义》作者的说法不外乎以下几种,然而细加辨析,均难以令人信服。石印本封面刻有“李卓吾先生秘本”的字样,孙楷第先生谓“似是原题”,但明末伪托李贽的书屡有所见,如当代许多学者认可的叶昼托名李贽的容与堂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等等。况且,李卓吾的异端思想众所周知,其言辞激烈地攻击孔孟,这本身就与《演义》基本上维护孔孟圣贤的主导思想相违背,因此,李贽作此书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孙楷第先生认为:“标目悉摘‘四书’成句为之,盖坊肆所为”,这只是一种猜测。况且,即使是坊肆主人所撰,这位坊肆主人是谁呢?问题仍在不置可否之间。李致忠先生否定了李卓吾为《演义》作者,怀疑其为明代嘉靖、万历间的袁黄所作。

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浙江嘉善人,明隆庆四年(1570)庚午科举人,万历十四年(1586)丙戌科进士,曾任河北宝坻知县,颇有善政,二十年(1592)擢升兵部职方司主事,在朝廷发兵助朝鲜抗击倭寇时参赞军机,二十一年(1593)因与主事者不合而遭诬陷弹劾,罢职家居,闭户著书,天启改元追叙东征功,得赠尚宝司少卿。袁黄一生著述众多,朱鹤龄《赠尚宝少卿袁公传》谓其“博学尚奇,凡河图洛书、象纬律吕、水利河渠、韬钤赋役、屯田马政以及⋯⋯勾股、堪舆、星命之学莫不洞悉原委”①。其人自幼奉佛,笃信释道,因倡导劝善思想和慈善信仰而在明万历以后名噪一时,其书写的《功过格》和《立命篇》大行其道,在世俗民众和下层读书人中影响深远。李致忠先生说:“《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中表现的某些释家思想,实在令人生疑就是袁黄思想的再现”,然而,由于没有确证,他觉得“怀疑并不能代替现实,疑是袁黄,并不等于就是袁黄”,转而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袁黄的门生后人所为”,因为《演义》的第5卷《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中引支立之父一事,文中写道:

“这故事却也不近不远,出在本朝那袁了翁所著的《立命篇》上”,并且后面又附了一首夸赞袁了凡的五言古诗。这种口吻确实有可能源自推崇袁黄的门生后人,但若谓《演义》全书的作者就是袁黄的门生后人则又未必,例如,《游艺塾续文规》是明代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后出版的一部举业用书,卷345的标题恰恰就是“袁了凡先生论文”,分明为袁黄门生弟子的口吻,但此书却并非其门生弟子所辑,而是袁黄本人②。

迄今为止关于《演义》作者的推想及其可信程度的辨析大略如上。笔者以为,与《游艺塾续文规》的情况相同,《演义》的作者恰恰就是袁黄,被李致忠先生放弃的推想完全可以找到确证和多方面的佐证。

明刊本《演义》在每卷之后都有总评,卷39《晋人有冯妇者》的总评第二条云:“世上人如冯妇者多矣,使非了凡老子破句点出,则冯妇搏虎,仍旧是个俗物,必如此方婉转有情。”③李致忠先生未注意到此条总评,其实评点者已经透露了此书作者的重要信息。所谓“破句”乃是整句分割,取其部分,八股文破句为题是极平常之事,所谓“截割题”是也,此条总评中的“破句”正与此相关。此卷小说题目“晋人有冯妇者”语出《孟子·尽心章句下》:“孟子曰:‘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率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孟子述此寓言,意在借冯妇从搏虎到洗手不干,再到重蹈覆辙的经历,讽刺为善者不能有始有终,半途而废,而且所述故事略陈梗概,十分简短。《演义》此卷小说则不同,题目破《孟子》众句而成单句文题,并于故事叙述中绕题发挥,详尽叙述。头回以愚公移山持之以恒的故事作反衬,正文先说“冯妇”此名的先天不足,继而述其如何善搏虎,梦中却遭遇被他搏杀的“三五百条”虎的围攻,终于醒悟而改善,举世宗风,推为国士,但相隔数年后,其人又遇村人不敌猛虎,犹豫之间,终于经不住诱惑,重新出手搏虎,因手脚功夫不复当年,搏虎不成,反露丑态,为国人耻笑,整个故事情节颇有曲折。由此可见,破句拈出《孟子》原文核心内涵的是袁了凡———袁黄,将此故事叙述得“婉转有情”的也是袁黄,换言之,此条总评无疑是袁黄为《演义》作者的一个确证。

除了上述确证之外,《演义》所一再张扬的劝善思想与实现方式同袁黄学说的充分一致也提供了重要佐证。袁黄的劝善思想有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的结合,使得其劝善思想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人的劝善思想。

其一,强调人事可以改变天命。所谓“人事”,是指弃恶从善或弃善向恶,逆向而行的两种方式都会导致穷通得失、贵贱寿夭的先天命运发生相应的逆转。这一点在袁黄的《祈嗣真诠》等修身养性类著述中处处用事实加以验证,而《立命之学》一篇则是他一生中这方面实践的总结。袁黄在此文中叙述自己早年被一异人算定命中无子,无科第之分,寿仅53岁,但后得云谷禅师启迪,充广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既得一子,又进士及第,作《立命之学》时年已69(卷1)④。《演义》中许多故事则从正反两个方面突出地表现了这一主题。例如,卷37《孙叔敖举于海》中,作者叙述孙叔敖出生后,一推卦先生算其“寿不过三甲,禄不过一邑”,其母“时时积德,更训诲孙叔敖施积阴功”。后叔敖杀两头蛇而埋之,阴德及人,因此而增寿、得子、为相⑤。袁黄自己的遭遇与孙叔敖何其相似乃尔!其他如卷一中王孙圉因作“夸诈之言”而后身成为两次被刖足的卞和,卷六中臧文仲因放龟而“进为大夫”,卷13中偃羿因“干了几件阴骘之事,可以延年”,得到了西王母娘娘赐予的长生灵药。可以说,《演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古人的因果报应、善恶轮回的故事,而尤其突出古代圣贤修身为善的正面效应。这些故事固然可以在“四书”或其他文献中找到本事出处,但只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作者还是对情节作了描写、渲染甚至虚构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演义》许多故事开头和结尾关于因果报应、善恶轮回的大段议论无疑是本书作者即兴发挥的,同样与袁黄收入《游艺塾续文规》卷1的《科举全凭阴德》、《谦虚利中》、《立命之学》等篇中所发的议论似曾相识⑥。如卷1中云:“欲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卷2中云:“天道无亲亲善人,暂时颠倒岂为真?奸雄得志邀荣贵,明有人诛幽有神。”卷3中云:“守己贵由正,何必较祸福?”卷37中云:祸福无门取自人,劝君积德更施仁。”“只因有此阴功⋯⋯十世之余,犹然未止,正是一个阴骘之券。”而《科举全凭阴德》中云:“如祖宗未必种德,而吾独勤勤恳恳,一味为善,则可以感格天心,可以增修祖德,而子孙之福,且当由我而培之矣。”《谦虚利中》中云:“举头三尺,决有神明,趋吉避凶,断然由我。”《立命之学》中云:“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其间声气相通之处不言而喻。

其二,公然援释道入儒。袁黄自诩儒门弟子,又是释道信徒,将佛教轮回报应之说和道教劝善思想融入儒家仁义学说,形成其以三教合一为基础的慈善观。他自己说过:“弟知世儒学问迷误已久,不但佛教不行,即孔孟脉络,居然断灭。”(卷3)⑦言外之意,他是儒释兼修的,《立命之学》即其明证。明清之际的不少儒家知识分子拒绝承认袁黄是儒门弟子,关键原因也是他公然鼓吹援释道入儒。清张尔岐《袁氏立命说辨》云:“文士之公为异端者,自昔有之,近代则李贽、袁黄为最著⋯⋯袁氏立命说则取二氏因果报应之言以附吾儒。”⑧《演义》中涉及佛教善恶轮回、因果报应之说者如上所述比比皆是,而涉及道家者也屡有所见,如卷38《杨子取为我》力贬杨朱,谓其“创偏诐之论,险怪之谈。

究其身,不过是一个匹夫”,以此反衬和褒扬其师老子的“动静生死、性命寿夭、是非顺逆、安危去就、衰乐荣辱”以及“积行立功、累德增善”之说。卷4《宰予昼寝》开头大谈“黑甜乡”的妙处,说“当初黄帝、尧、舜到的,正是此处。后来山人处士之慕道者,犹往往而至”;继而写宰予“死心塌地竟自去从睡乡之学”,齐简公因此而聘“宰予为政,宰予也屡屡长卧不起。简公正喜他这些恬适之趣,愈加敬重”,宰予如此为政还真有过效果。整个故事分明是在赞颂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宗仰道家者必信奉道教,所以在《演义》作者的笔下,老子“受元君神图宝章、变化之方及还丹伏火、水汞液金之术”,俨然一个道教徒的模样。一部以儒家经言命题的《演义》,却又分明是援释道入儒的范本,与袁黄“取二氏因果报应之言以附吾儒”的特征不谋而合。

《演义》众多故事中所包含的基本思想充分呈现出袁黄思想的两大特征,即使是其入室弟子也难以具备乃师这种以特定的思想既统揽全局,又将其丝丝入扣地渗透到几乎所有的故事中去的组织力量。答案应当只有一个:袁黄就是《演义》的作者。

《演义》情节类型与袁黄其他著述的相似之处是其为袁黄所作的又一个佐证。《演义》中经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人行善后就有神仙或所救之物托梦相告必有善报,或者是某事发生之前有神人梦中指点,后所言之事逐一应验。这里姑且称之为“梦验”情节,在小说的卷6、卷10、卷13、卷23、卷30、卷37、卷39中均有出现。如卷6《臧文仲居蔡》中写伯氏瓶买一龟后放生,夜晚遂得一梦:“梦见此龟口吐人言道:‘蒙君大恩,得救残命。君家日行善事,子必荣贵,位至公卿。二十年后复至君家,以求图报。’”后一一应验。又如卷30《伊尹相汤》,伊母梦有神人指点:“臼中出水,可往东走”,后来果如梦中之言。这种“梦验”情节在袁黄的其他作品中也频繁出现。《科举阴德》中列举的十多个阴德故事中半数以上都有“梦验”情节,如写嘉兴屠康僖公,为刑部主事,释冤减刑,“梦一人告之曰:‘汝命无子,今减刑之议,深合天心,上帝赐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谦虚利中》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在《立命之学》中,袁黄甚至写到自己任宝坻知县时的“梦验”经历:“夜间偶梦见一神人,予言善事难完之故。神曰:‘只减粮一节,万行俱完矣。’”如此大量措辞口吻相似的“梦验”情节既出现在《演义》的劝善故事中,又出现在袁黄的其他劝善文中,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又如《演义》卷17《柳下惠为士师》头回写鲁男子闭门拒纳,正文写柳下惠坐怀不乱,后者进一层的是考虑到包容失节女子:“勿令人知,庶不坏他名节。”无独有偶,在《科举阴德》中袁黄叙述了姚三韭和王宥各自的故事,同样将闭门拒纳视为读书人的阴德。姚三韭的故事云:“姚三韭本姓卞,博学善诗文。馆于怀氏,有女常行窥伺,卞岸然不顾。一日,晒履于庭,女作书纳于鞋中,卞得之,即托以他事辞归。吾祖怡杏翁作诗咏其事,有‘一点贞心坚匪石,春风桃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诗,且答书自辨其无此事。吾祖手缄其书,而题云:‘德至厚矣’。生子谌及曾孙锡,皆登进士,至今青衿尚济济也。”卞之所以有“德至厚”之喻,袁黄之所以记此故事,不也正因为其人“辨其无此事”而“庶不坏他名节”吗?

总而言之,《演义》众多故事中劝善的情节类型与袁黄其他劝善文如此相似,统揽《演义》全书而又丝丝入扣地渗透到几乎所有的故事中的基本思想倾向与袁黄“取二氏因果报应之言以附吾儒”的思想特征如此不谋而合,尤其是卷39《晋人有冯妇者》的总评第二条透露的信息如此明确,我们有十分充分的理由相信:袁黄就是《七十二朝人物演义》的作者。

 

 

确定袁黄是《演义》的作者,那么《演义》将是其全部著述中唯一的一部小说,袁黄存在撰写这部小说的相关条件吗?答案是肯定的。

李致忠先生将《演义》与薛应旂的《七十二朝四书人物考》(以下简称《人物考》)进行过细致的比对,认为“《演义》在创作过程中参考、借鉴乃至直接取材于《人物考》,恐怕是无庸置疑的”,此说甚有理,因此,《演义》的作者首先应当相当熟悉《人物考》。现在我们知道,袁黄是薛应旂的门人弟子,《续文规》卷1中的《方山薛先生论文》即署“门人袁黄手录”,因此,作为门人弟子,袁黄不可能不熟悉老师这部很有影响的著述。《续文规》卷2收入《青螺郭先生论文》,其中“事实题式”部分云:“又曰《四书大全》及《人物考》二书,不可不备。”虽然是袁黄引述郭青螺的话,但其无疑赞同这样的话。对《人物考》一书不使用书名的全称而仅使用简称,说明当时此书已相当普及,袁黄本人更是相当熟悉的。当然,《续文规》辑于袁黄晚年,不能据此认定袁黄是在晚年才熟悉《人物考》的。有迹象表明,薛应旂开始撰写《人物考》时,袁黄就有可能知道。薛应旂在《七十二朝四书人物考》自序中云:“迩来命世之英固多,而驰骛场屋者惟事速化,岂直子史束阁?虽‘四书’所载人物已大都不省其为何如人矣⋯⋯余尝董浙学政,每于课试间抚卷感怀,深为此惧。既罢归,避寇钟山,而故庐所尝读书尽为寇毁,惟兹‘四书’每携以自随。杜门无事,遂将平生手录古人形迹各注于名氏之端者,编为纪传,总四十卷,名之曰《四书人物考》。”薛应旂任两浙提学副使是在嘉靖三十年辛亥(1551)⑨,而其时袁黄尚在学中,因仰慕宗师而追随左右。《文规》卷1《文须请教前修》云:“明年十九岁,方山薛先生督学两浙,自湖(州)而之嘉(兴)⋯⋯予聆其论。”正因为如此,薛氏序中所云,袁黄晚年撰《文规》和《续文规》时记忆犹新。如《文须请教前修》又云:“及至嘉兴,出‘居敬而行简’二节,此题前辈未尝有作也。诸生皆依‘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立说。发案之日,方山大怒诸生无见识,且曰:‘仲弓,贤者,身通六艺,岂有不识一可字之理?’”诸生作此题,却不甚了解仲弓其人,此即薛应旂董浙学政时“每于课试间抚卷感怀,深为此惧”的表现之一。最为巧合的是,当薛应旂“既罢归,避寇钟山”,撰写《人物考》之时,袁黄曾登门拜访。《续文规》卷1《方山薛先生论文(门人袁黄手录)》中云:“癸丑春,先生解任而归,予与陆與中造其庐而就业焉。先生相见甚喜,接待甚殷。與中送文五篇,予送三篇,先生各随题批释,备论文章之旨⋯⋯复置酒夜坐。”浙江学生来请教作文的关键,“置酒夜坐”之时,薛氏岂会不涉及自己“深为此惧”的问题而谈到正在编写的《人物考》?所以,从袁黄与乃师薛应旂之间很早就有的密切交往来看,他可能比别人更早知道《人物考》,也充分具备将《人物考》演绎为《演义》的机会和条件。

其次,《演义》的作者应当是八股文的行家里手,而且对“四书”的阐释又别有心解,《演义》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受到八股文的充分渗透和影响,可以视为八股文式的小说或小说式的八股文。其受八股文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以“四书”成句为题,这是“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的主要特征,或为单句题,或为割截题,或由作者叙述,或代“四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立言,每一卷都是独立的。(二)体制结构与八股文颇为相类。题目后的一首诗或词是破题,然后解释这首诗词,这部分是承题。解释过后照例安排一个小故事,主旨与正文故事相映衬或相对比,是起讲。针对这个小故事的主旨会有一首诗加以总结,相当于八股文的缴结。正文故事有散有韵,散文部分叙述主体故事,类似于八股正文。最后有一篇诗歌作为总束,相当于八股文的大结。(三)撇开话本小说中都有的诗赋不论,此书即使是随意的议论和叙述中也信手拈来对股文字,如:“千驷万钟,义不苟取,安能易我之饥寒?只语片言,义不妄发,岂肯丧吾之节操?”(卷8)“这子产身上有四件君子的大道:其行己也公,极其谦卑逊顺;其事上也敬,极其谨慎诚恪;其养民也惠,极其博爱广利;其使民也义⋯⋯。”(卷27)如此逐股相衔的句式,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然而,具备以上三个特征,并不意味着《演义》的作者就是虔诚地“代圣贤立言”,不越雷池一步,恰恰相反,以话本小说的形式演绎《四书人物考》,本身就是对古圣先贤大不敬的行为。更何况40卷中不少故事与经文原意和朱熹注释大相径庭。例如卷四《宰予昼寝》,原题出于《论语·公冶长》,对于宰予当昼而寐,夫子第一反应是说:“朽木不可雕也!”朱熹注释的关键是:“言其志气昏惰,教无所施也。”而《演义》却云:“子我自得了夫子唤醒一番,于此道愈加精进。”简直就是一篇戏说经典的文字。至于书中大量善恶轮回、因果报应的描写,如卷1中写卞和、蔺相如、廉颇分别是王孙圉、观射父、倚相的后身,卷2中写子路阴报,纯属作者唐突经典的想象和虚构。甚至在卷1总评中,当时的评者也发出这样的疑问:“佛家轮回报应之说,岂春秋时先入中国邪!”袁黄恰恰既是八股文的行家里手,又对“四书”的阐释别有心解。

其著述36种中,举业类用书就多达14种。这些举业类用书与其劝善书一样,在万历以后风行一时。《文规》正续编在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宏阔视野中,全面系统、连续不断地剖析25年中的八科乡试墨卷、九科会试墨卷,囊括嘉靖、万历间36家论文精要,带有八股文研究性质。《文规》卷四中袁黄录入自己万历五年丁丑(1577)墨卷3篇,首篇前其门人顾元璘元玉评云:“盖先生三科硃卷,会元变态备尽其中。”誉扬过甚,虽不可取,但其师擅长八股文却是事实。而更重要的是,袁黄远不是那种谨遵朱注、虔诚地“代圣贤立言”者。《续文规》卷3《了凡袁先生论文·与邓长洲》云:“悯正学之榛芜,开久迷之眼目,‘四书’作便蒙书,经作详节,大删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不仅敢于大删朱注,而且敢于对经典动手术,是可忍,孰不可忍?袁黄因此而大受儒家正统文人的诟病和抨击。蔡献臣《清白堂稿》卷3有《烧毁四书、书经删正等书札各提学》一札,云:“《四书删正》、《书经删正》二部,如‘宋朱熹章句,明袁黄删正’,此十字已足以骇矣⋯⋯及取其书细加繙阅,则将朱注妄行删削,甚至并其注而僭改之,中间异说诐辞又多有与紫阳抵牾者。”要求各提学官将“原板尽行烧毁,其刊刻鬻卖书贾一并治罪”⑩。无须多加引证,凡此种种足以说明袁黄充分具备既擅长八股文又不在乎唐突经典这一撰写《演义》的必要条件。

最后,《演义》虽属“译述性质”,介乎史传和小说两者之间,而非凭纯粹虚构结撰而成,但其作者无疑也必须具备相当的叙事和虚构能力。

这种叙事和虚构能力,袁黄同样具备。袁黄写过篇幅宏大的史学著述,其门生杨士範所作《刻了凡杂著序》中谓“古史有《袁氏通史》一千卷,今史有《皇明正史》四百卷,皆未梓行”。撰写这样的史学著述,必须要有一定的叙事能力,而史传的叙事很容易转化为小说笔调。至于虚构和想象,大量善恶轮回、因果报应的文字正是这两种要素的生发之地,袁黄也不例外。在《祈嗣真诠》一书以及《文规》中的《科第全凭阴德》、《谦虚利中》等篇章中,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袁黄那包含虚构想象的小说叙事笔调。谓予不信,请看日本内阁文库本《续文规》卷三中所叙述的一则因果报应故事:

然辟佛之果报,恐不止退位分身而已也。昆山魏校,讲学修行,素敦厚德,其提学广东时,曾毁六祖之钵。既毁,钵中有“魏禾女鬼木交”六字,众官传览,知先世之谶记不虚。及患病沉重,梦中往见阎王,问及毁钵之事,魏对:“钵有旧谶,原该毁于我手。”王曰:“汝前世修苦行三十年,福报甚重,今削尽矣。生当绝嗣,死当入无间狱也。”放之归,约三日而反。及出门,见其叔以铁钩悬于梁上,哀乎求救,魏欲入,门者不许,托之代奏,遂传命得释。既醒而寻问,则其叔先患背疽,是夜卒。越三日,魏殂,果无后,嗣子亦夭,何其报之酷也!

如何看待这样的文字姑且不论,仅就其叙述的曲折有致、婉转有情而言,确乎是与《演义》一脉相承、兼有想象和虚构的小说笔调。袁黄又能诗能词,撰写《演义》中那样的诗词,对他而言不是难事。

 

 

确信袁黄就是《演义》的作者,陈述他具有撰写这部特殊的话本小说的诸种必要条件之后,仍然有几个疑问需要加以解释:卷5《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中引袁黄《立命篇》中所述支立之父一事加以渲染,何以分明是其门人弟子的口吻?袁黄既然撰写了这部小说,却为何不署名?袁黄卒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为何磊道人序后署“庚辰”即崇祯十三年(1640)?

 

《演义》卷5在引袁黄《立命篇》中所述支立之父一事加以渲染之前有诗云:假令寻稗史,犹说事荒芜。惟有袁老子,身为当代模⋯⋯镂心复琢髓,了凡号匪诬。所以有所传,朝野交相趋。我今演斯纪,庶曰报应图。”细玩末二句,有两种可能:一是演支立之父的故事,一是演全篇故事。如果是前者,那么支立之父的故事以及开头的话与诗很可能是袁黄的门人弟子后来添加的部分。如果是后者,也不能排除其门人弟子加以修改的可能性。本文确信袁黄就是《演义》的作者,并不排除其门人弟子后来修改的可能性,因为在袁黄的众多著述中,其弟子后来将其文稿整理编辑成书者并非个别。如《宝坻政书》乃“门生刘邦漠、王好善编辑”,卷首邳赞序云:“公去之日,士民已刻《德政录》矣。

乃刘王二君以不尽公之迹也,收辑《宝坻政书》十二卷⋯⋯但取公文移示谕之见诸实事者次第编之。”尤有说服力的是《续文规》一书,此书卷首署“赵田逸农袁黄坤仪甫辑”,第10卷至18卷为其评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行文中袁黄经常联系自己。书中前9卷为36家论文,而卷3、卷4、卷5标题如前文所示,均为“了凡袁先生论文”,大不类袁黄本人口吻。出现这个例外,最大的可能性是《续文规》虽然是袁黄所辑,但最终是由袁黄的弟子整理成书的,确定卷3、卷4和卷5的目录时也执弟子礼而尊称“了凡袁先生”,各卷前“门人刘有执无竞甫阅”之署透露了个中消息。此书国家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各藏一部(安图本残存9卷),系同一版本,日本内阁文库藏另一版本,经笔者对勘,内阁文库本应在前。而国内版本的卷3、卷4、卷5虽仍为“了凡袁先生论文”,但内容已大不同于内阁文库本,显然是袁黄的门人弟子改版时又作了更换。如果此书不署编辑者与阅读者的名氏,我们仅凭卷3、卷4、卷5标题“了凡袁先生论文”和正文中同样的口吻,确定其由袁黄的门人弟子编辑而成,无疑是不符合事实的。由此反证,仅凭《演义》中称呼“袁了翁”、“袁老子”、“了凡”的口吻,推定此书的作者是袁黄的门人弟子,其实是很靠不住的,这种口吻完全可能是弟子门人整理编辑乃师著述留下的痕迹。

袁黄作书不署名,《演义》亦非特例。其在《续文规》卷3中谈及自己的《四书删正》与《书经删正》时云:“嘉靖乙卯年刻行,五十年来遍传天下。当时并不书弟之名,故家家传习而并无议论。近有友人改作《删正》,而列弟名于上。夫不书名,则意在指迷,而可以相忘于物议;一书名,则迹涉贾誉,而遂来众口之呶呶。盖世间所忌者正在名,而今适犯其所忌也。”初刻时袁黄并未署名,几十年后友人覆刻,改换书名,再署上袁黄之名。此二书不署名的原因主要自然不是“意在指迷”,而是怕因为节略经文与删削朱注引起时人的侧目,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同样,袁黄作《演义》而不署名,或整理者未署其名,无非是怕以小说的形式演绎《四书人物考》,甚至背弃朱注,以善恶轮回、因果报应的文字戏说经典,从而成为众矢之的。

磊道人序作于“庚辰秋仲”,李致忠先生采取排除法确定此庚辰应为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现在可以更确凿地证明这一点。《演义》卷5中提及的“本朝那袁了翁所著的《立命篇》”最早载于其《文规》卷1,而《文规》作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万历二十九年之后,明朝仅有崇祯十三年这个庚辰,磊道人序后所署非此庚辰莫属,但不能据此认为此书不可能为卒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袁黄所作。石印本封面题“李卓吾先生秘本”,虽系伪托,但伪托者并未因为李贽生活年代与序后所署时间有很大差距而放弃伪托,就是这个道理。明末清初,袁黄的举业时文类与修身养性类著述多有被门人弟子及推崇者整理问世者,如《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袁黄撰,袁俨注,沈昌世增补,序刊于崇祯五年(1632);《广生篇》序刻于崇祯十六年(1643。今天我们显然不能仅仅依据序刻时间来确定二书的撰写时间,如果二书前未署明袁黄所撰,我们也不能仅仅依据序刻时间来确定二书非袁黄生前所撰。同理,《演义》完全可能是袁黄的门人弟子在崇祯年间依据其稿本整理问世的。

要之,上述三个方面的疑问均不足以否定本文的基本结论:《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为袁黄所作。

 

注释:

①朱鹤龄《愚庵小集》卷十五,《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9册,第188页。

②《游艺塾续文规》,卷首署“赵田逸农袁黄坤仪甫辑,门人刘有执无竞甫阅⋯⋯”,《续修四库全书》第1718册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③《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第四册,第1701页。

④⑥⑦袁黄《游艺塾文规》,《续修四库全书》,第1718册,第2316-23199页。

⑤《七十二朝人物演义》,李致忠、袁瑞萍点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下文凡引此书者标明卷数,不另注。

[]张尔岐《袁氏立命说辨》,《蒿庵集》卷一,乾隆三十八年(1773)胡德林刻本。

⑨薛应旂《重修三学射圃记》(嘉靖东吴书林刻本《方山先生文集》卷七)云:

“三学射圃者,杭州、仁和、钱塘三学诸生习射之圃也⋯⋯嘉靖辛亥,余叨视学政,属有司葺之。”其赴任两浙提学副使是在嘉靖三十年辛亥(1551)应属无疑。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三,崇祯间刻本。

⑪[]邳赞《刻〈宝坻政书〉序》,《了凡杂著·宝坻政书》卷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0册,第546页。

日本内阁文库本《游艺塾续文规》版本精善,缺漏错误之处很少,而国内版本则漫漶缺漏之处甚多,如内阁文库本在后,不可能将国内版本这些漫漶缺漏的文字复原,由此可证内阁文库本在前。

《文规》所引“今年”会元墨卷皆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科,可见包括首卷《立命之学》在内的《文规》作于此年。

(日)酒井忠夫《袁了凡的生平及著作》,尹建华译,《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2期。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1期)



欢迎投稿!邮箱vqs_vqs@sohu.com


举报 | 1楼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