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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坑事业要商量——焚书坑儒的故事与诗(下)

发布日期:2021-09-15 12:36:15 来源:六经注我注六经

坑儒后又过了两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巡,死在半途一个叫沙丘的地方,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合谋篡改了遗诏,逼死了太子扶苏,让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继位,成为秦二世。这时候的秦帝国已经风雨飘摇,危机四伏了。第二年,即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杆而起,紧接着刘邦、项羽等人也纷纷起兵造反,强大的秦帝国迅速分崩离析,公元前207年就彻底灭亡了,秦始皇想传之万世的基业转眼间就归了别人。


秦始皇焚书坑儒,目的就是为了禁锢思想,加强统治,巩固政权,但在焚书坑儒的仅仅五、六年之后,看似强大的不可动摇的秦帝国很快就灭亡了。焚书坑儒从一定不仅没有实现秦始皇巩固政权的目的,倒象揭开的秦亡的序幕,所以唐人章碣在他的《焚书坑》一诗中来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做法及产生的后果发出感叹: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那时候的文字是刻在或写在竹简或布帛上的,秦始皇因为是第一个皇帝,被称为祖龙。诗人认为焚书使天下人认识到了秦皇残暴的本质,不仅没能巩固政权,恰恰动摇了帝国的根基。所以坑灰未冷,天下已乱,而带头造反的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项羽,都不是读书人,焚书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冷峻深刻,意味深长,使此诗成为咏史的名篇。


为什么竹帛烟销帝业就虚了呢?汉朝天才政论家贾谊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在《过秦论》指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本来是要实行愚民政策,“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让老百姓变的思想单一好控制,但事实上却是禁止住了那些正直聪明、深谋远虑之人给政府、给皇帝提意见建议,虽然国家出现了很多严重问题,但是没人敢说,没人敢提出解决办法,那政权的灭亡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


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任何统治者,限制思想言论自由的政策,最后都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事实上,言论可以限制,但思想是限制不住的,人们可以不说话,不传播,但不会不思考,不会没有情绪或意见。清初的陈恭尹有一首《读秦纪》: 

        

  谤声易弭怨难除,

  秦法虽严亦甚疏。

  夜半桥边呼孺子,

 人间犹有未烧书。 

             

这诗的构意与《焚书坑》相反而相成。章碣强调反秦的都是“不读书”的人,这诗则特别点出天下还有未烧尽的“书”。诗的后二句说的是张良在圮桥巧遇黄石公,对方传授他《太公兵法》的故事。“谤声”句出自《国语》,意谓统治者强迫人民装聋扮哑是容易的,而平抑人心的怒火却极为困难。有意思的是“虽严亦甚疏”一句。当日焚书坑儒的政策十分严酷:私下里议论《诗》《书》的,要斩首示众;赞美古代、非议当朝的,要诛灭九族。而不料百密之下,竟有一疏,留下了专门教人抢江山的《太公兵法》,而且又偏偏落到对秦国有深仇大恨的张子房手中,你说奇也不奇?讽刺也不讽刺?张良谋刺秦始皇失败,被全国通辑,本来罪不容诛的人,却顺顺当当地溜到刘邦那边去了。“虽严亦甚疏”云云,其事有本,其语有味,其讽刺力与“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可称旗鼓相当。          


这首诗流传甚广,但有人说此诗是从明朝的小品文大家袁宏道那儿抄来的,经查《袁中郎集》里确有一首《经下邳》云:


诸儒坑尽一身余,

始觉秦家网目疏。

枉把六经灰火底,

桥边犹有未烧书。


平心而论,《读秦记》确实比《经下邳》高了一个层次,其流行自有道理。但两首诗的相似度的确也太高了点儿。陈恭尹在清初也被称为岭南大家,何其不检乃尔?


明代其实还有一首题焚书事的名诗,作者已无从查考: 

           

        焚书只是要人愚,

        人未愚时国已墟。 

        中有一人愚不得,

        又从黄石读兵书。 


这诗的立意与《读秦纪》、《经下邳》相近,也用了黄石公赠张良书的故事,诗的整体水平不算高,但写的坦白直率,对比鲜明,其观点让人一读难忘。


清代有一个叫丁尧臣的写了一首《咏阿房》,将项羽火烧阿房宫与秦始皇焚书相比较,也很有意思:


百里骊山一炬焦,

劫灰何处认前朝?

诗书焚后今犹在,

到底阿房不耐烧!


秦始皇建在骊山脚下的阿房宫据说绵延三百余里,但被攻入咸阳的项羽一把火烧的干干净净,后人只能从《阿房宫赋》一类的文学作品中去想象它的富丽堂皇,而被秦始皇烧掉的《诗》《书》等通过人们的藏匿、背诵等方式却留传下来了,可见物质的东西难以长存,而精神的东西却可以长盛不衰。


书是烧不完的,人也是坑不尽的。清代的陆次云有一首《咏史》说:


儒冠儒服委丘墟,

文采风流化土苴。

尚有陆生坑不尽,

留他马上说诗书。


四百六十余名戴儒冠、儒服的儒生被杀,文采风流的人物化作泥土与枯骨。然而读书种子毕竟是毁不掉的。秦亡汉兴之后,又出了一个读书人陆贾,告诉汉高祖刘邦,人主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治天下应吸取秦亡的教训,须重诗书,以仁义治天下。诗人陆次云显然仍认为,秦之亡也由于法家暴政,故必须倡导儒家之仁义之术,政权才能长久。


历史上还有很多人在诗词中提到了焚书坑儒的事。写诗的总是读书人,因此大都是对秦始皇此举的批判。如南宋诗人陆游曾游鹅鼻山,看到斑斑驳驳的秦代碑刻立于在荒天野地之间,诗人觉得野火燎烧秦刻,好像是造物者对秦皇焚书的报应,为此写了一首古风,其中几句说:


秦皇马迹散莓苔,

如镌非镌凿非凿。

残碑不禁野火燎,

造物似报焚书虐。


看到大自然的风雨对秦代碑刻的剥蚀,陆游都认为这是对秦始皇焚书的报应,可见他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否定。但政治家看问题又是另一个角度,毛泽东对焚书坑儒就是肯定的,他在读了唐人柳宗元的《封建论》后,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写了一首《读<封建论> 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柳宗元,字子厚,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封建论》一文中比较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优劣得失。《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写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十篇关于先秦人物思想评价的文章,作者在书中比较推崇孔子和孟子,认为他们的思想比较富于人民本位色彩,对韩非的“法术”、“君主本位”思想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则持否定态度,并进行了尖锐的贬斥。毛泽东在诗中对郭沫若对秦始皇的评价很不以为然,认为秦始皇的极权制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确立了榜样,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只是听起来好听,实际上毫无用处。毛泽东自诩为“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诗中对秦始皇的认可与肯定,惺惺相惜,溢于言表。这首诗写于1973年8月,熟读此诗,就可以明白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事情。


焚书坑儒一类的事,自秦始皇之后,多有发生,如纳粹德国,其实至今也未能真正绝迹。


至于那个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李斯,其结局又如何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的很清楚:虽然他与赵高在沙丘合谋帮秦二世胡亥继位,但很快就被赵高构陷,被胡亥投入监狱。李斯费尽心机也无法到秦二世面前去解释他的忠诚,当然更没有人敢为他说话。在秦二世继位的第二年7月,在受尽酷刑之后,被腰斩于咸阳,并被灭了三族。 李斯 临死前,对他的二儿子说:“我想再和你一起牵着黄犬去上蔡东门外打兔子,还有可能吗?(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 上蔡 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上蔡是李斯的老家,人之将死,说出此等话来,其惨状可以想象,但不知他是否想到了几年前的焚书坑儒。


后人在诗中对李斯也有评论:如唐代诗人胡曾的《咏史诗·上蔡》:


上蔡城外狡兔肥,

李斯何事忘南归?

功成不解谋身退,

直待咸阳血染衣。


宋代诗人刘敞的《李斯墓》:


二事三公何足论,

忆牵黄犬出东门。

天人忌满由来事,

枉持沙丘有旧恩 


李斯之死成了一个著名的典故,后世常用“上蔡黄犬、思牵犬、黄犬悲、黄犬叹”等词语用来表示因贪图富贵、留恋官场而蒙祸受害,后悔莫及。大量诗人在无数的诗词中提到这一典故,如:


李白: 

" 咸阳 市上叹黄犬,何如月下倾金罍”

白居易:

“故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刘禹锡:

“无因上蔡牵黄犬,愿作丹徒一布衣”

苏轼:

“飞鸢悔前笑,黄犬悲晚悟”

陆游:

“君不见猎徒父子牵黄犬,岁岁秋风上蔡门”


其中有一首写的特别有味道:


黄犬东门事已非,

华亭鹤唳漫思归。

直须死后方回首,

谁肯生前便拂衣。

此日区区求适志,

他年往往见知几。

不须更说莼鲈美,

但在淞江水亦肥。



“黄犬东门”用的是李斯的故事,“华亭鹤唳”是用的西晋大才子陆机的典故,其故事与李斯相近。陆机曾任西晋政权的的将军、河北大都督,最终遭谗遇害,被灭三族,临刑前叹着气说:“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华亭在今上海市松江县西,是陆机的老家。后以“华亭鹤唳”为感慨生平,悔入仕途之典。用了这两个典故后,作者得出结论:对当官的追求,人们都是至死方休,谁肯活着的时候便 离开官场拂衣而去呢。后四句用的是西晋张翰的典故,张翰本来在北方的齐王手下做官,因看到政局可能发生动荡,事不可为,在一年秋天,借口因看到了秋风而思念起吴中家乡的特产,尤其是味道特别鲜美的菰菜、莼羹、鲈鱼脍,于是说:“人生贵在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为什么非要跑到离开家乡数千里的地方去当官呢?”(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乎?)于是弃官回家,避开了后来的八王之乱。所以作者认为李斯、陆机这些人都不如张翰,张翰当时看上去是仅仅是因为追求随性而放弃了官位,但后来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洞见了先机,提前抽身而退,避开了祸乱,别说能享受到家乡莼羹、鲈鱼的美味了,即使就在老家呆着也就足够幸福了。


这首诗收录在明朝人徐伯龄编写的《蟫精隽》一书中,作者已不可考,但从内容看,非历经宦海浮沉而又洞悉世事者,写不出如此深刻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