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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昭 | 东洋文库藏本《举业瑶函》与“二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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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重要更正]

        此书附录为《九边图考》,拙文中称,其内容来自袁黄。经进一步研究,其内容另有来源。嘉靖间兵部主事许论进《九边图论》,嘉靖帝即令“颁边臣议行”(《明史》卷186《许进、许论传》)。稍后魏焕编《皇明九边考》,其内容来自许论,但有所调整,最明显的特点是特别强调辽东问题,多录辽东边堡十余座。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选入的是许论之作,题作《许恭襄公边镇论》。但《举业瑶函》的内容应来自嘉靖间魏焕的《皇明九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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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文库藏本《举业瑶函》与“二三场”

陈维昭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提 要] 明代很多关于“二三场”的举业用书,由于书中存在“违碍”语而在乾隆间的征书行动中被禁毁。日本东洋文库所藏《举业瑶函》是少数幸存者之一。该书辑录了已佚科举文论《指南录》的部分内容,所选的论、表、判、策及相关评点具有文献价值和文论价值。对该书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对科举文体的全面了解,有助于考察明清作家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发展、变化的逻辑过程。本文把《举业瑶函》与明末清初的二三场文献联系起来,希望藉此引起学界对二三场文献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 举业瑶函 二三场 指南录 科举文体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明清程墨评点与文论的关系研究”(项目号:15BZW103)成果

 (本文在文献查阅过程中得到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桥谷英子教授的鼎力相助,特此致谢!)

 

 


一、版本及编者

《举业瑶函》六集,金阊尚友斋藏板、金陵张宾宇发行,为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善本。该书版高24.8厘米,宽15厘米。单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白口,版心题“举业瑶函”。牌记题为:“张侗初先生汇选评注:二三场瑶函。”可知此书亦名《二三场瑶函》。这应是它的原本书名,该书所收录的对象仅为二三场程墨,而“举业”二字则应包括首场的经义。


全书八册,由论、表、判、策四部分组成,《九边图考》则为该书的附录。第一册论部;第二册表部;第三册表式;第四册颂叙,与“表”为同一大类。“表”部分又有其附录《表联通用》,即编入一些表的“通用”语,即套用语,由于内容较多,《表联通用》由第五册和第八册构成,《九边图考》也附在第八册上;第六册判部,第七册策部。论、表、判、策四部的开头部分都是汇录名家的相关论述,成为论诀、表诀、判诀、策诀。论、表、判属二场科目,策则为第三场科目。


东洋文库这一藏本应是孤本,《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等国内目录书均未著录,只有严绍璗先生《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题录为:“《举业瑶函六集》,(明)吕音、夏锡畴编辑,张鼐评。明崇祯三年(1630年)金陵张宾宇刊本(金阊尚友斋藏版)共八册。”[1]严先生的这一信息可能来自东洋文库的网站,它沿袭了东洋文库的错误——把“吕五音”误为“吕音”;东洋文库根据该书牌记“张侗初先生汇选评注”而题为“张鼐评”,这是书商借重张鼐之名气以便推销的伎俩,事实上,张鼐既非选者,也未予评注,仅写有序文一篇,冠于卷首。夏锡畴在《小引》中说他与吕五音两人“或评于上,并注于旁”,书成之后方“请正于侗初张老师”,张鼐为其题名为《瑶函》。可知此书的眉批旁注都出于吕、夏二人之手。张鼐只是占一个审定的名分。卷首夏履先的《小引》写于崇祯三年庚午,但此书的刻印应在崇祯八年以后。此书附录《九边图考》,除地图外,其文字基本录自袁黄的《群书备考》,但在“辽东镇”条之后插入了“建夷”条,此条文字实是摘抄自黄道周的《博物典汇》第二十卷“四夷”的附录“奴酋附”,《博物典汇》卷首蒋德璟序作于崇祯八年,《博物典汇》的刊刻当在此之后。


张鼐,名世调,号侗初。华亭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他是万历间著名的小品文作家,也是程墨文的评点名家。他的《必读古文》曾经风靡一时,连金圣叹也曾对之膜拜(金圣叹昔年在为其子侄辈编选古文读本时,曾以张鼐的《必读古文》为楷模,从《左传》、《国策》、《庄子》、楚辞、韩、柳、三苏的文集中选取100余篇,为《才子必读书》[2])。虽然张鼐只为此书写序,但吕、夏此书的编纂却深受张鼐的影响。张鼐曾于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代内阁为皇帝草《诏谕天下军民人等》,在“奴夷小丑,肆逆东方”[3]的形势下诏谕天下军民,同心协力,共同抗敌。万历四十八年,张鼐又代草了《诏谕天下军民并辽东将士人等》[4],并奉使辽东,撰《辽夷略》,首述朵颜、泰宁、福余三卫,次叙女真海西南北诸部及建州部族。此外,张鼐还著有《吴淞甲乙倭变志》、《辽筹》,是辽东问题的专家。



此书的编选者和评点者为吕五音和夏锡畴。据康熙《休宁县志·选举志》:“夏锡畴,字履先。南街人。授汝宁府通判。”[5]明末太学生,以舍选出仕。吕五音,字正之,浙江人。生卒年不详。于顺治八年著有《六科程墨二三场学府秘宝》。他们都是张鼐的学生。此书在编纂(比如选文方面)的过程中或许受到了张鼐的指点,或许是吕、夏二人耳濡目染,特重辽东问题。他们不仅在时务策中选入多篇与辽东有关系的对策,即使在表部,也不忘辽东的时代焦点。该书的表式选文10篇,最晚的一篇为万历四十六年戊午河南乡试朱童蒙(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所撰程文《拟上谕兵部援辽兵饷如期速发所进地图留览谢表》,即与辽东战事有关。第八册后面的附录《九边图考》里特意插入了“建夷”一条,在摘录了黄道周《博物汇典》“四夷·奴酋”条的文字以后,以“奴酋不死,中国之祸盖未艾也”作结。

 

二、主要内容


该书各部的正文之前都辑录一些名家的相关论述,分别为“论诀”、“表诀”、“判诀”和“策诀”。这些内容主要引述自明代一部叫《指南录》的书,此书已佚,未知作者为谁。此书在晚明到清初可能是较有影响、较为流行的,康熙间王之绩的《铁立文起》也曾大量引述此书。崇祯刻本《两太史评选历科二三场程墨分类注解学府秘宝》有多条为清代的《铁立文起》所摘录,如“训论”:“腐儒株守尘铨,动曰‘理、弊、功、效’,动曰‘鼠头、豕项、牛腹、蜂尾’。不知文字体格,且时时变换。先时论破,以一二句为佳。此时有两扇对破者,有不用破而直入题者,有无破无承,无断无续,一直说下者,有不用理、弊、功、效,而理、弊、功、效自寓者,先用三叠、五叠、九叠、十三叠、十五叠。近时又有不用叠法,信手平铺,波澜起伏者。总之不可执定成法。”《举业瑶函》里即用“理、弊、功、效”去评论它所选的程文,属于《学府秘宝》所批评的“动曰‘理、弊、功、效’”的那一类。《学府秘宝》这段话即为《铁立文起》所摘录(只有个别字词的不同),可能即是来自《指南录》此书。从《举业瑶函》所摘录的情况来看,《指南录》是以二三场的论、表、判、策四大文体的相关理论为主体。当然,它有部分内容也是录自宋代以来的名家名著,如南宋魏天应的《论学绳尺》。该书在明代二三场文论中有广泛的影响,很多与二三场有关的选本往往会在凡例或总论中加以引用,如赵睿、赵世卿的《古今名儒论学选粹》前有“论体总式”,其内容大量抄录自《论学绳尺》。这些书在抄录时往往并不标明出处,《指南录》和吕、夏的这部《举业瑶函》也不例外。在理论上,《指南录》将首场八股文法推广运用于二三场诸文体的评点,以“破”、“承”、“项”、“腹”、“腰”、“尾”等范畴去阐发论、表、判、策诸文体的写作方法。《举业瑶函》在引述《指南录》之后列有诸“格”,把考题归类,以定格应对之。这是吕、夏二人的个人心得。诸“格”之后是“论破”、“论承”等,即把八股文法扩展至二三场的论、表、判、策的写作上。这一部分仍是引述自《指南录》。在引述《指南录》之后,吕、夏二人选录了一篇论、表、判或策文作为程式。之后便是正文。正文大都有圈点、评点和文后注释,论部和策部的每一篇都有眉批、夹批和文后总批。在这些批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吕、夏二人关于科举文法的理念和范畴。


吕、夏的主要实绩在于“选”以及对所选每一篇论、表、策的评点。其选文主要是从最有利于举子科场之用的角度进行的。在钱希忠《圣王能致天下之治》的篇后,吕、夏说:“浙题易入。帖括段落,吾故略标,采而按其法。此论大意,说天下之所以大治,非人力之所能为。乃莫之致而致者也,故不得不推之圣王。篇中以此起,以此形,以此关锁,以此总束,段段俱有法,则是科场所最利者。”(《论部》)论式选文8篇。其选文一仍元代刘贞、周旉等编辑的《三场文选》之旧,乡、会试合选,既有迟大成、归有光、王锡爵、黄道周等会试的墨卷,也有钱希忠(字公调,天启七年浙江乡试举人)的乡试墨卷《圣王能致天下之治》。《举业瑶函》每部选文不多,不超过10篇,所选的有一些也是当时流行选本所乐意选入的名篇,比如归有光的《太极在先天范围之内》和王锡爵的《人君其尊如天》也为一些论文选本(如赵睿的《古今名儒论学选粹》)所选入,但《举业瑶函》则有吕、夏的批点和注释。其评点较少正面讨论所选论、表、策的思想价值,而是集中点明各体文章的结构、文脉和笔法。归有光的《太极在先天范围之内》是一篇易论,吕、夏把它归入“心学”一类。对于此易论的首句“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吕、夏之评曰:“破出一‘象’字,作一篇之骨。”对于“嗟夫,古之圣贤本以天下之道不著”二句,吕、夏批道:“以慨叹意作承。”由象到言、到太极,然后由太极推而言之,这是归有光这篇易论的推演方向。对于“由此言之则天下之道不可无圣贤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无圣贤之言”等四句,吕、夏批道:“总四句应转破题,然后说到太极。”此论之最后说:“盖天下不知道,圣贤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圣贤不得不托于言,于是始抉天地之秘以泄之。”吕、夏点出:“总结出‘道’、‘象’、‘言’三字。”吕、夏的夹批点明了归有光此文在章法上的深层结构:破题,承题,推衍,结题。最后总批说:“此论大意,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八八六十四卦。万事万物,森然毕备,总是伏羲先天易理,通篇以‘道’、‘象’、‘言’三字为眼目,段段精微,字字玄奥,非会心人不辨。”但对归有光此论中的重要观点:质疑易图,吕、夏并未予以关注。这种质疑易图的观点后来成为归有光易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与文学的关系看,二三场诸文体中,论与策更为文人所看重,所谓“语、诏、诰、表,虽沿词赋之遗,无当实际,皆朝取青紫,夕覆酱醅矣[6]。然而作为公文写作,表与判为举子日后进入仕途开展公务作准备。黄汝亨把论、表、策视为“臣道”修养的一部分:“以表取士,古未有也。此祖宗所以教事君也。盖论以极其情,策以尽其略,野草倨侮者未尝无焉。试之以表,而君臣之体绝,廊庙之文严,虽猖狂无忌,亦必谐宫商、肃仗伍,始晓然知告君者当如是。”[7]黄汝亨认为,表的特点是“光明宣朗,了然于口”[8]。这是真德秀、吴讷等人说过的,是明代表论的共识。吕、夏的《举业瑶函》也引述了类似的话。而在具体的评点中,吕、夏即以“联”为单位,评判所选各表的章法特点。如对于万历甲戌会试程文《拟唐以御制金镜述颁示侍臣谢表》,吕、夏总批指出其“破题首联,前半联言御制,后半联言示臣”,然后逐联批点,理路清晰。


判部除了前面的判诀之外,其正文是关于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的判书的一般程式。正如《指南录》所说的:“判者断也。比事所以轨众,声律所以成文。而要之所重不在此也,惟以阐明律意,明示罪情,不可移易焉耳。”(判部第1页)《举业瑶函》除了提供一批关于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的判式相关的名词解释外,并不评点。明代的科举文集往往并不在论、表、判、策四大文体中平均用力,茅维曾编有《皇明论衡》、《皇明表衡》、《皇明策衡》,并未编辑《判衡》。黄汝亨在为《皇明表衡》作序时说:“论、表、策具而衡为全。”[9]或许是认为判体实在是仅求法律条文上的简明而不事文采的一种文体,因而没有为它立“衡”。陈仁锡的《皇明乡会试二三场程文选》同样分选论、表、策的程文独遗“判”类。


在乡、会试中,策问五道,范围涉及兵食、用才、理财、文字、天象、博物、经学、宗藩、训储、人物等,《举业瑶函》的策部选文8篇,其中时务策占6篇,史学2篇。时务策6篇中有4篇涉及战事。可见编者之重时务,尤其重战事。“策部”选入了袁熿[10]关于“战守”的对策。该对策文锋犀利,一针见血,它说:“国家所患,不在辽也,亦不在京城之邻虏也。患在我无以为守。亦不在守也,患在我无以为战。战必以兵。今可谓有兵乎?无兵乎?以为无兵,则擐长缨而驱者,剑撩云,戈耀日,非不桓桓赳赳也。然以为有兵,问跃马枕戈、成功一鼓者有几?战必以饷。今可谓有饷乎?无饷乎?以为无饷,则金钱而输者,舟衔舻,车击毂,非不滔滔轧轧也。然以为有饷,问投醪挟纩、享士推牛者有几?”天启以来的策对,往往敢于直陈明朝之弱,以引起朝廷的重视和取胜的决心与谋略。吕、夏也从为朝廷出谋献策的角度出发进行评点。比如对于陆灿[11]于天启七年浙江乡试的对策,吕、夏评道:“江陵通贡,亦缘一时夷情。偶得要领,又枢府同心,处置周密,故能以坚款,而遗数十年之利。然前枰胜势,即后枰败局。国手当锋,自无错着。”隆庆五年张居正与北方鞑靼的通贡互市,带来了明朝北方十多年的安宁。然而到了天启间,“东虏”已经非鞑靼可比了。天启七年,谭元春举湖北乡试第一,其对策讨论“兵要”,是在“建酋之敢于抗天讨也,业既十年”和刚刚发生的锦州之捷的背景下立论的。“昔奴之堕我名城,残我士马,掠我转输也,直咳吐间耳。未尝登陴相向,亦未尝一矢相加,而前歌而至,后舞而归,我军自弃其城,非奴力也。奴是以轻我中国,复作向时狡狯。”如今的锦州之捷给了建州女真一个教训,也给了明朝巨大的信心。谭元春分析敌我形势,提出了“六要”:“一曰敌有所必间,用间者陈平之智也;二曰交有所必携,用携者范睢之恨也;三曰情有所必破,破其情则鲁仲连矢也;四曰势有所必蹴,蹴其势则灌晋阳水也;五曰变有所必合,合变者黄石阴符之旨也;六曰机有所必决,决机者孙武、吴起之秘也。”对于此策,吕、夏评曰:“陈奏兵法了然,即孙、吴复起,不能易此。”


吕、夏的评点,在策部中是最为完备的,有眉批、夹批和文后总批及注释。如丁乾学关于才情的对策,吕、夏从见识方面指出丁乾学的“才生于情”的观点,“自是千古至论”,文后总评又说:“腐史雄于才,读之而感慨涕洟,所钟固在湘纍。深于情读之,而天上天下离奇夭矫政不恨多。才无情则拙,情无才则薄。读此潇疏激楚,使人悲喜交集,政未知才生于情,情生于才。”而在章法方面,则以旁批的形式,随文点出,指出该对策如何“先就‘才’说起”,“此方说出‘情’”、“以下俱就‘才’见出‘情’”、“此处借古圣君贤相以见‘才’‘情’之合一处”、“此下又就‘情’见出‘才’”、“此段就‘情’说及皇上身上”、“此段就‘怒’、‘耻’、‘惧’、‘悲’、‘喜’五件畅发于‘情’字”、“此段就‘怒’、‘耻’、‘惧’、‘悲’、‘喜’五件见出‘才’来”、“又引古为证佐”、“就古说到今”、“此后又就屈原作《离骚》见出人情之至”、“应前‘怒’、‘耻’、‘惧’、‘悲’、‘喜’五字”、“总把才情归结在君身上”。全文之文脉章法便清晰可见。

 

三、《举业瑶函》文献价值和文论价值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一二十年来已经得到学界高度的重视。但这种重视主要还是集中于八股文与文学的关系。在科举文的诸文体中,八股文为首场经义科目的文体,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考官阅卷因时间与精力的限制,首场的八股文对于考生的命运来说有时候是决定性的。张鼐说:“制举义与后场匪二也。今经生家于闱中牍亦既呕肝焦腑,不遗余力,而末二场多附赘眎之,聊取勦余拾瀋致为主司所厌唾。”(瑶函序)如此强调二三场的重要性,正说明在客观上二三场受到了举业界的轻视。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六《三场》中说:“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轻重。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这些都告诉人们,在实际上,考官或举子对首场与二三场的重视程度是很不平衡的。


但是,从对科举制度的了解的完整性来说,三场构成了一个整体。元代吴莱说:“初场在通经而明理,次场在通古而善辞,末场在通今而知务。”[12]八股文与论、表、判、策构成了明清文人的知识结构的基础,成为明清文人诗文创作和文学批评理论的逻辑起点。不管是从文体学的角度,还是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对明清程墨文献中的二三场的论、表、判、策的研究,都是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的。“二三场来历,多出于《纲鉴》、《左》、《国》,诸子百家。”[13]考生若想在二三场角逐中胜出,那么对于《纲鉴》、《左传》、《国语》,诸子百家的古文传统,从思想到文风,都应有深入的领悟。所谓“以古文为时文”本来就是科举文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场和殿试的时务策,则是要求考生密切关注、深入思考社会、政治乃至国际形势。冯梦祯说:“本朝乡、会试士,末场以策五道。士之通经学古识时务者皆于是收之。”[14]尤其在进士的考试中,考官对二三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最后的殿试则只考策问。因而对于在科举中有雄心壮志者,二三场的实绩决定了考生在科举的道路上能否走得更远。而二三场的文集,为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


明代曾出现过大量的关于二三场的程墨选集和文话。崇祯刻本《学府秘宝》的《凡例》就提到当时“京省所移过二三场,十有余种”。但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这类书大量失传。这与中、晚明二三场程墨的具体内容有关。其特定的内容在乾隆中期的禁书运动中遭到了查禁、焚毁。据乾隆三十七年上谕,乾隆帝令各省加意购访“古今来著作”,“以彰稽古右文之盛”。[15]但特意加上一条限制:“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惮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惊,编刻酬倡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毋庸采取……”[16]在禁刻“青词”时说:“又如时文为举业所习,自前明以来,通人擅长者甚多,然亦只可听其另集专行,不宜并登文集……”[17]而其中的“二三场”的专书更因其在政治上语涉“违碍”而在乾隆朝遭禁毁。这些二三场的专书虽经乾隆朝的禁毁,依然有一些书留存下来。如袁黄的《群书备考》,除了万历三十九年刻本、崇祯五年刻本和崇祯十五年的补板印本外,还有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两套清初刻本(实是崇祯十五年补板印本的翻刻本,有极个别字的增减)。这或许是此书在当时影响广泛、印数众多的结果吧。此外,署名为焦竑、王衡同选的《二三场艺府群玉》[18]、周延儒辑、贺逢圣注的《学府秘宝》也保存下来。此外便是这部仅存于日本东洋文库的《举业瑶函》。


在乾隆四十四年《苏州书局新获违碍书目清单》中,就有“《举业瑶函》一部,一本。明末峡州文安之评定”[19]。此书已佚。文安之,即文震孟,字铁庵,湖广夷陵(夷陵明初为峡州府)人。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科殿试状元。天启、崇祯间曾任司业、祭酒等官,后因权臣所劾,家居多年,南明弘光帝、隆武帝都下令起用,因没有前往。永历四年任东阁大学士,致力抗清。由这位抗清志士所评点的《举业瑶函》自然少不了“违碍语”。与文震孟评本《举业瑶函》一起被销毁的还有张鼐的《张侗初集》,应即是《宝日堂初集》。夏允彝在为《宝日堂初集》作序时说:“数十年以来,天下之事莫大于辽,则翁首疏《筹辽》;天下之难莫惨于珰,则翁有言戢珰。”[20]《宝日堂初集》里的奏疏有多篇奏请辽东事。一些二三场的专书,如黄道周辑《博物典汇》、袁黄著《群书备考》、陆应阳辑《广舆记》、陈组绶辑《存古类函》、张天复编《广皇舆考》、魏焕著《九边考》、许论著《九边图考》、俞焕章辑《古今帝王世系地域图略》等书,均因其书有“九边”内容、有“违碍”语而遭禁毁。吕正音、夏锡畴的这部《举业瑶函》最后一部分是《水陆九边图考》,这正是乾隆朝重点禁毁的对象。乾隆朝的禁毁,导致了日本东洋文库藏本《举业瑶函》成为当今的孤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二三场艺府群玉》的得以保存,与此应属同一种情形。在《闽浙总督陈辉祖奏缴应禁书籍折》所附清单中,有《后场艺府群玉》[21],应即此书。《艺府群玉》原曾由日本人收藏,有“弘道阁藏”、“犬养氏图书”、“盛方院”等藏书章,后归哈佛大学图书馆。)


《举业瑶函》是现存为数不多的明代二三场程墨选评本,它的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便值得我们重视。

元、明、清的乡、会试的第三场和殿试均试策。策问的出题可以包括“君道、臣道、事功、用人、理财、人品、士风、书史、兵政、时务等题” [22]。从历史价值看,乡、会试的第三场和殿试的策试提供了各个历史时段的“时务”。朝廷是真正出于解决时务难题而设计策问,并要求考生直陈己见,不必顾忌。茅维的《皇明策衡》所选都是王守仁、徐阶、高拱、申时行、王世贞、张居正、许国、李维桢、李廷机、冯锜、沈一贯等考官所写程文。对此,冯梦祯说:“其程士之篇出于馆阁巨手、命世高流者,率十而三四。盖其识精学博、练世久而运筹熟。故矢口纵笔多中窽。”[23]馆阁巨手身当其事,其程文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包含着一定深度的、较为成熟、可应用于世务的时务策。其程文本身即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谋划。黄汝贞也提到了茅维《策衡》全编程文的特点及其长处:“一人之笔而可以罗千古,苞众智,与亿万之变,庶几可施于用者,无如主司之自为程策而冠诸录者。何者?共所对之人即所问之人,非其有本而多贮,为生平之所得力而胜乎物,其言不出也。故言成文章,施于当世,亦成用。……要皆杰识匡时宏文。托志书生之所窘,俗吏之所疵,腐儒之所拘,参伍以变,会通其观。古可以适于今,今可以程乎古。仪、秦失其辨,司马诸葛失其智。皇王之略,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具在焉。”[24]李衷纯甚至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把策视为明代可以垂不朽的一代之文。他说:“昭代若兼三季(指元代若兼有汉、唐、宋三代的特点——引者),然明经而至举子业,不过腐儒糟粕,小儿嗄飰。语、诏、诰、表,虽沿词赋之遗,无当实际,皆朝取青紫,夕覆酱醅矣,乌足垂世?惟是制策,所问有不自黼扆宫壸以迨人才礼乐、边陲河渠、钱谷刑狱三事之所平章、六曹之所职掌者乎?射策所对,有不淹贯今、导利规害、识若观火、画若破的以箴主德、赞国政、襄民瘼者乎?即非世务而谭理学子史,有不剖一人独见、抉千古疑奥、为木天石渠之秘解乎?故揽一策而一朝时事可稽也,揽群策而累朝故实可考也。盖视汉策尤鸿钜,与金匮所藏正相表里。不朽之文,要惟此耳。岂明经、词赋可仿佛乎![25]


明代科举中策问的时务题与“虏情”的变化是紧相呼应的。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先人留下的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始了建国称汗之旅。天命元年(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了后金。天命三年即发布七大恨正式誓师伐明,攻克开原、铁岭、辽阳、沈阳等地。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丙寅)努尔哈赤去世,皇大极继续寻找进攻明朝的机会,构成了对明朝的重大威胁。时务策对此的反应是,不管是考官的程文还是举子的墨卷,其对策对于关外崛起并形成越来越大威胁的后金的措词越来越严厉而不逊。即使是举子的墨卷,同样是敏锐地关注着辽东国际形势的最新变化。这类策文是二三场专书的收录对象。


对时务的密切关注,是《举业瑶函》选文的一个重要依据,在“论部”,该书分“君德”、“治道”、“心学”、“臣道”、“敬天”、“爱民”、“尊贤”、“评论人品”等八类。除了在策部和表部中选入一些针对刚刚发生不久的辽东事件的程墨,该书还选入了对现实社会有重要实绩的人物之墨卷。比如“治道”类选入钱希忠的乡试墨卷,钱希忠曾任临清教谕,即以“严而有法”而闻名。后“以荐陞临江府同知,临江地连省会,宗藩征逋租,诡称劫掠,嗾有司捕治,希忠婉词却之。逋者悦,遂相率举偿。丙子岁,饥民啸聚,希忠设法赈济。不数日而定。尝官新喻及清江,皆有循声。”[26]可见此书的选录,不以进士为限,而是以“时务”为据。与其前或同时的二三场专书(如茅维的《皇明策衡》、《皇明表衡》、《皇明论衡》、袁黄的《二三场群书备考》、焦竑、王衡编、唐汝澜评注的《二三场艺府群玉》、周延儒辑、贺逢圣注的《学府秘宝》)相比,《举业瑶函》的编辑时代最晚,它所选录的对象也多是天启、崇祯间的时务,这使我们从其策问与对策中看到了更加鲜明的时代危机。


在文论文献方面,《举业瑶函》对前人科举文论的抄录,为我们保留了明代科举文话《指南录》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这些记录比起清代康熙间刊刻的王之绩的《铁立文起》要早三四十年。《举业瑶函》所选程墨,有一些是作家文集所未收入者,如策部所选谭元春两篇对策,《谭元春集》、《谭友夏合集》等均未收入。但这两篇程墨,却让我们了解到万历、天启时期辽东问题在朝野上下所引发的争论。早在万历四十七年,谭元春即撰有《云眠居士小传》,表彰杨修龄的祖父“以为忧不在兵饷,而引用当世胆智公忠之人,则其虏自退”的观点。[27]在天启七年的乡试策对中,谭元春提出“国家有元气,有神气”,元气为道德仁义之气,而神气则是富国强兵之表现。既首尊孔子,又推崇管商。并以“元气盈于内,神气溢于外”为佳境。《举业瑶函》的选文,可以看出乡试前后谭元春思想的变化。张侗初的序文,其《宝日堂初集》也未收入,这对研究相关作家的诗文创作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文献。同时,作为作家研究,该书所选的归有光、王锡爵、黄道周、冯琦、黄景昉、梅之焕、谭元春、袁熿、陆灿、丁乾学等人的文章,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这些作家科举前后文学观念、文章风格的变化、发展的依据。


总之,《举业瑶函》在论、表、判、策的理论方面并没有多少创造性的见解,但吕、谭的评点标明了各篇的结构与文脉,这对于应试士子来说具有指导作用,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天启、崇祯间文章学的发展变化。同时它对前人科举文论著的抄录为我们记录了《指南录》一书的基本轮廓。其所选诸“式”的范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策式部分,紧扣天启间的辽东形势,为朝廷出谋划策。


二三场是考官考察举子的“通古而善辞”、“通今而知务”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我们考察举子的知识构成的依据。仅仅从首场的八股文去判定科举时代举子的知识结构、去评价科举制度的优劣、去评估科举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其得出的结论都将是片面的。二三场涉及论、表、判、策诸文体,它们与阐释经义的八股文一起,构成了明清时期文人的基本的文章修养。如果说,首场可检验考生的经学水平,那么二三场则是考察考生在史、子、集方面的修养。考生在获取功名之后,其文章写作、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即是在这个科举文的框架中修炼完成的。八股文所体现的文章学观念对其后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学界已有诸多阐发。而二场的论、三场的策同样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文体。考察明清作家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发展、变化的逻辑过程,二三场诸文体与八股文一样,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本文通过对《举业瑶函》这部稀见文献的考辨评介,把它与明末清初的二三场文献联系起来,希望藉此引起学界对二三场文献更多的关注。



[1]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71页。

[2]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见《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首,见陆林点校本《金圣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册第856页。

[3]张鼐《诏谕天下军民人等》,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第76册,第12页。

[4]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第76册,第14.

[5]廖腾煃修、汪晋徵等纂康熙《休宁县志》卷五《选举志》,《中国方志丛书》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708页。

[6]李衷纯《皇明策衡序》,茅维《皇明策衡》卷首。

[7]黄汝亨《表衡序》,黄汝亨《寓林集》卷七,《续修四库》第1369册第45页。

[8]黄汝亨《表衡序》,黄汝亨《寓林集》卷七,《续修四库》第1369册第45页。

[9]黄汝亨《表衡序》,续修四库1369册,第45页。

[10]袁熿,字我实,华亭人,天启五年二甲二名进士。工部主事,擢太常寺卿。见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纂《松江府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嘉庆二十二年刊本,第992页。

[11]陆灿,字振玉,崇祯七年进士,授山东济南府推官。曾据城抗清,与城共存亡,崇祯十二年死难。(见彭润章修、叶廉锷纂《平湖县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光绪十二年刊本,第1488页。

[12]《跋吴君程文集后》《全元文》卷494,第14册,第608页。

[13]《学府秘宝凡例》,周延儒辑、贺逢圣注《两太史评选二三场程墨分类注解学府秘宝》,顺治间周氏大业堂刻本。

[14]冯梦祯《策衡序》,茅维《皇明策衡》卷首,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15]《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6]《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17]《谕内阁〈学易集〉等有青词一体迹涉异端抄本姑存刊刻从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页。

[18]可能是唐汝澜伪托焦竑、王衡之名的一种二三场科举文的评点本。此书卷首为唐汝澜序,说明此书是由他所选,并作了说明:“余不自揆,辄披选二三场程录,拔其尤,附以墨,而为之注释。起嘉靖之季,讫于今。为集者五。”此序有两可疑:其一,称“起嘉靖之季”,实际上起于隆庆丁卯。其二,全书八卷十六册,不知其“为集者五”何所指。或者原本五卷,后增至八卷。

[19] 《江苏巡抚杨魁奏苏州书局续缴应毁书籍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4页。

[20]张鼐《宝日堂初集》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明崇祯二年刻本,集部第76册第6页。

[21]《闽浙总督陈辉祖奏缴应禁书籍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2页。

[22]《学府秘宝凡例》,周延儒辑、贺逢圣注《两太史评选二三场程墨分类注解学府秘宝》,顺治间周氏大业堂刻本。

[23]冯梦祯《策衡序》,茅维《皇明策衡》卷首,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24]黄汝亨《皇明策衡序》,茅维《皇明策衡》卷首,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25]李衷纯《皇明策衡序》,茅维《皇明策衡》卷首,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26]清冯可镛修,杨泰亨纂《慈溪县志》,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本,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第627页。

[27]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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