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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民|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中的认识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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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清民,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汉语言文学研究》副主编,主要研究中外文论与美学。著有《学术研究方法与规范》、《艺术解释的向度》、《话语与秩序》、《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70多篇,多篇被《新华文摘》、《哲学动态》、《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美学》、《外国哲学》转摘或全文转载。


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中的认识歧变


摘   要:20世纪前期,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生长过程中,因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影响而成为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显学。因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者的认知分歧,现实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方向变异:一条走向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论,另一条走向了苏联的政治化现实主义论。苏式现实主义因社会历史原因成为20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主流话语,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文艺的发展。

关键词: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认识歧变


 20世纪前期,中国文坛流行的诸种文学观念主要源自近代西方的文学观;具体说来,就是源于19世纪西方流行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19世纪末兴起的现代主义诸种思潮。从“五四”以降的新文学实践来看,外来文学中的各种“主义”因其距离中国社会现实太远,不接地气,且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深入的学术研究,因而在成长过程中十分短命,“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1]。这中间,只有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理论是个例外;现实主义不仅得到了人们普遍而持久的关注,而且成为20世纪前期中国文艺界最具影响力的文艺理论。

然而,一般人很难想到:现实主义能够成为例外,完全是彼时马克思主义者翻译、研究、宣传的结果。一般人更能想到的是:彼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者理论来源不同,有的思想背景源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的思想背景源自苏联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苏联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理论定位与价值导向上有着质的不同,这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主义理解与认知方面产生了选择性方向差异,因理论定向差异导致的认识分歧和变异使现实主义话语内涵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坛不断受到修正、改写,以致其思想身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得到确定。

 


“现实主义”(Realism)的思想身份很可疑——它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名字几经变换,致使这一理论的性质和特征显得扑朔迷离。要弄清现实主义的思想身份,还得从思想的根源追溯起。“现实主义”这一名字并非来自批评家或理论家对文学运动或文学思潮的概括和总结,而是来自一本杂志的名称。1856年7月,杜郎地(Duranty)等人创办了一本杂志,名字叫做《现实主义》;其后,批评家尚夫勒瑞(Champfleury)出了一本论文集,名字也叫《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名字由此在批评家传扬开来。在19世纪西方文坛诸潮流中,惟独现实主义的发展不成系统,因为它的形成和发展缺乏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后来现代主义种种流派那样自觉的社团、组织、宣言、主张,也没有相应的理论家对之进行自觉和系统的论证,这导致人们对现实主义概念的认识莫衷一是。

现实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其译名最初不叫“现实主义”,而叫“写实主义”,这大概是受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及王国维“理想与写实”说法的影响。中国传统绘画理论有“写实”、“写意”、“写境”之说,亦有过追求“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写实历史。近代学人王国维把绘画中的意境理论引入文学分析,提出文学中的“理想与写实二派”[2]的说法。现实主义作家注重对社会人生真相的具体描写,类似古典绘画中的“写实”手法,这应该是现代学人把Realism译为“写实主义”的学理原因。

最早出现的带有“写实主义”字样的介绍性文章有三篇,而且同时出现在1920年。第一篇是愈之所作《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东方杂志》第1期,1920年1月10日),它把“近二百年中,欧洲文艺思潮的变迁”分为4个时期:18世纪的“古典主义(Classicism)的时代”、19世纪前50年“浪漫主义(Romanticism或谓传奇主义)的时代”、“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文艺思潮受了科学的影响,便成为写实主义(Realism)或自然主义(Naturalism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在文艺上虽略有分别,但甚细微,本文为便宜起见,概称作‘写实主义’)的时代”。另一篇是雁冰所作《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9号,1920年9月5日),第三篇是望道译加藤朝乌著《文艺上各种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理想主义,象征主义》(1920年10月28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另见1920年11月1日《新妇女》第4卷第3号)。

此时的中国的理论家在对现实主义的概念理解上糊里糊涂,一些文学研究者常常把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混为一谈。以茅盾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为例,该文谓“写实主义的重镇推曹拉(E·Zola)莫泊三(Guyde Manepassant)”以及“写实文学的毛病(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这些论述表明雁冰(茅盾)所说的“写实主义”实际上是指“自然主义”,但文中偏偏又有那么一句“纯粹的写实主义和嫡派的自然主义”,而在1920年第1期的《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宣言中,茅盾的表达也存在同样的逻辑问题:“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进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表象主义(Symbolism)新浪漫主义(New Romanticism)”,“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3]同一篇文字中,前面说“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到“新浪漫主义”,到后来却又突然冒出“写实派自然派”,凭空多出一个概念来,这两篇文章中出现的概念使用与表达上的不统一,足以表明茅盾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理论在概念上还不十分明了。

“写实主义”理论初入中国,在概念上虽然与自然主义纠缠不清,但在内在精神上还算清楚。受“五四”自由主义精神的熏陶,“写实主义”文学以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为蓝本,提倡个性与思想解放,在创作理想上以人道主义、人性和审美等的表现为归宿,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反抗、批判、消解传统文化毒素的锐利武器。然而,这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并没有持续多久。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使现实主义的理论家族又增加了“新写实主义”这一概念新成员。“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界流行话语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体系、实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企图,就必须用新的文学概念替补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概念,以此证明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的合法性。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产阶级对封建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目标,“现实主义”难当此任。于是,中国文学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借用转道日本而来的苏联文学思想资源,用“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亦即“无产阶级写实主义”替补“写实主义”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企图,终难为世人认同,因为中国受苦受难者甚众,不独无产阶级,广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所以文学上单标榜普罗文学,就很容易使人误会到他们所要求的文学不包括在内,所以有人把这个名称改用‘新写实主义’”[4]。通过“新写实主义”这一话语置换策略,“普罗文学”的政治色彩中性化,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由此能够争取更多人的同情和理解。

是谁把“普罗文学”这个名称改用‘新写实主义’”的呢?是“左联”发起人之一的中共翻译家林伯修(杜国庠)。林伯修翻译了日本学者藏原惟人的一篇论文,发表在《太阳月刊》1928年第7期“停刊号”上。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到新写实主义之路——Proletarier Realism》,但通观藏原惟人文章全文,所论只有三个阶级性的文学概念:“布尔乔亚写实主义”、“小布尔乔亚写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并没有出现第四个概念“新写实主义”。再说,该文的副标题“Proletarier Realism”就是文中所说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按当时的译法,直译就是“普罗写实主义”或“无产阶级的写实主义”。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之火方炽,“普罗文学”、“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口号在文坛正是流行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不把名称翻译成为“到普罗写实主义之路”或“到无产阶级写实主义之路”,偏要译为“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显然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的。这种考虑,在文学政治统战原因之外,实在找不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尽管如此,新写实主义的意识形态意味仍然十分浓厚,因为它受苏联拉普文学的影响,要求作家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进行创作。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看,“新写实主义”对“写实主义”亦即“现实主义”的理论“替补”造成了现实主义思想意义的断裂,这种断裂体现在革命文学的政治化、非审美化方面。革命文学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术语诸如“帝国主义”、“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意德沃洛基”(意识形态)、“知识阶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奥伏赫变”(扬弃)用于文学批评和研究,明确宣称要“从意识形态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他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5],这种文艺政治学和文艺社会学的批评使文学的审美意味丧失殆尽,也把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以人性、人道主义和社会批判为核心的西方现实主义的精神脐带给割断了。

新增的理论概念因其与“写实主义”概念在理论上的家族相似性引起人们认识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尚未解决,realism又出现了新的叫法,那就是“现实主义”以及稍后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的名称不知不觉中开始为“现实主义”这一名称所取代。Realism改名为“现实主义”以后,这一概念的思想精神由此发生了巨大的理论变形,由此建立了文学理论话语的新秩序。在理论改名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理论家对realism名称变更的理论需要及内涵指称上的区别作出相关说明,这就必然导致后人对realism这一概念在理解和认识上更大范围的混乱,以致不了解这段概念演变史的人会以为“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两个性质的概念。

Realism的译名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转变的理论标志是瞿秋白所作《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6]一文,在这篇论文中,瞿秋白对“现实主义”的称呼特意在文末加以注释:“现实主义(Realism),中国向来一般的译作‘写实主义’。”令人惋惜的是,瞿秋白的理论努力到此为止,没有继续向前一步,从学理上对“写实”与“现实”之间的理论内涵差异加以说明,致使realism在中国接受过程中的理论演变之流在思想上出现了理论断层。这一理论之流中断后的理论空白点,只好由后人对之加以填充了。

以瞿秋白的理论素养,不可能不知道哲学上real(实在、现实)与idea(观念、理想)的对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现实”是实在化了的“可能”,但它不是“事实”;“现实”是经过人的价值过滤后的“社会实在”,对“现实”的看法和评价往往受制于主体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文学创作中作家所秉有的倾向性、阶级性、党性,这些因素是“写实主义”概念无法体现的。因为“写实”只是一种“照原样描绘”的艺术表现技巧,“写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关注的是事物原生态的事实存在,这也是20世纪20年代人们总是把它和自然主义相混淆的学理原因。Realism译为“写实主义”虽然更贴近艺术实际,也更富有艺术意味,但在字义上给人一种追求纯客观描摹的意义直观,无法彰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典型化”理论内涵,更无法体现无产阶级文学写作所要求的“倾向性”因素。所以,瞿秋白凭其敏锐的理论直觉,把“写实主义”改译为“现实主义”,就其理论身份来说确属应该,从理论传播的角度看,也确实符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需要。如果把realism的“现实主义”译名作为一个理论事件考察,那么realism的译名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可以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或者说是一种质的飞跃。这一质的飞跃,从理论之流上斩断了人们对realism的理解上与“自然主义”的理论关联。

 


然而,“现实主义”译名的确立并不能让人们立即从意识上把此前的“新写实主义”彻底抛弃。精神世界的发展总是充满了渐进性,不像物质世界那样,一个对象可以在瞬间发生质的裂变。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还有一些人断断续续地在介绍和研究着“新写实主义”;甚至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出现后,还有人从理论上为“新写实主义”辩护,说“新写实主义这个名词,原来是社会主义写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的简译”[7]。因此,在“现实主义”译名得到学界认可并广为流行之后,还有人努力述译“新写实主义”文学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30年代有关新写实主义的论文有:

1.《再论新写实主义》(藏原惟人撰、之本译,《拓荒者》1930年第1卷第1期),2.《中国文学的趋势新写实主义》(张耿西撰,《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2期),3.《写实主义之历史的研究》(山田珠树撰、汪馥泉译,《中国文学》1934年第2期),4.《苏俄新写实主义的发展》(马仲殊撰,《灯塔》1934年创刊号),5.《拥护新写实主义》(川口浩撰、韦芜译,《小译从》1936年5月创刊号),6.《新写实与新文学》(法捷耶夫撰、以群译,《夜莺》1936年第3期),7.《新写实主义的论题》(曾鸣撰,《众力》1936年第2期),8.《新写实主义的文章》(俞荻撰,《中学生活》1939年第3期),9.《从战时绘画说到新写实主义》(尼特撰,《美术界》1939年第2期)。

新写实主义尽管余脉不断,但在“现实主义”的名份确立之后,其势已同强弩之末,无法再有大的反响和理论作为。“现实主义”的述译之作自1934年起,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艺理论界的热点。其数量颇多,著者把它们分成若干类别,以方便读者了解:

一、现实主义思潮的一般介绍性论文

1.《英吉利现实主义文学》(谢六逸撰,《文学期刊》1934年第1期),2.《德国的新现实主义》(周学普撰,《文理》1933年第4期),3.《法国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李健吾撰,《申报月刊》1934年第12号),4.《新现实主义文学概观》(婉龙撰,《清华周刊》1934年第9、10期合刊),5.《现代的现实主义与心理主义的表现》(E.奴希诺夫撰、欧阳凡海译,《东流》1935年第1期),6.《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底发达》(西三郎撰、高纷译,《文学》1935年第2号)。

二、作家、理论家与现实主义关系的介绍论文

1.《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味茗撰,《文史》1934年第3号),2.《托尔斯泰与现实主义》(梅林格撰、斐琴译,《东流》1935年第1期),3.《杜斯退益夫斯基与现实主义》(王璜撰,《白地月刊》1935年第3期),4.《伊里奇与现实主义作品》(伊里奇夫人撰、白楚译,《文艺科学》1937年创刊号),5.《郭果里的写实主义》(冈泽秀虎撰、须白石译,《文艺月刊》1937年第2期),6.《普希金走向现实主义之路》(Ivan Vinogradoff撰、孟殊译,《中苏文化》1937年第3期,第4、5期合刊,第7期连续刊发)。

三、探讨现实主义学理系统之作

1.《关于现实主义》(焕平撰,《大钟》1935年第7期),2.《关于现实主义》(恩得烈·马路洛撰、圣渎译,《东流文艺杂志》1936年第1期),3《现实主义与艺术形式问题》(高冲阳造撰、辛人译,《夜莺》1936年第1期),4.《现实主义试论》(周扬撰,《文学》1936年第1号),5.《现实主义底一修正》(胡风撰,《文学》1936年第2号),6.《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周扬撰,《中华公论》1937年第1期),7.《两种现实主义》(姚锡玄撰,《新学识》1937年2月5日创刊号),8.《论现实主义文学》(吉尔波丁撰、余欣译,《春云》1937年7月第1期),9.《现实主义论》(潘菲洛夫撰、以群译,《时事类编》1937年第1期),10.《现实主义与艺术形式的问题》(高冲阳造撰、赫戏译,《文艺科学》1937年创刊号),11.《再广现实主义》(李南桌撰,《文艺阵地》1938年第10期),12.《论谈:关于现实主义》(史笃撰,《文艺新潮》1939年第2期)。

四、以“现实主义”为名谈论非文学现象的论文

1.《现实主义的失败》(维特撰,《上海妇女》1938年第5期),2.《现实主义外交的分析》(郑洪范撰,《浙江潮》1938年第12期),3.《现实主义潮流下的中国外交方略》(周鲠生撰,《文汇年刊》1939年第1期)。这类文章虽冠以“现实主义”之名,谈的都是与文学无关的政治、外交事务,但也足以说明“现实主义”这一词汇在当时文化界的影响力。

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介绍论文

1.《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上田进撰、王笛译,《文学杂志》1933年第3-4期合刊),2.《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华希里可夫斯基撰、森堡译,《现代》1933年第6期),3.《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之“批判”》(格收译,《陕西旅沪学会季刊》1935年第2期),4.《诗歌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斯鲁珂夫撰、李梦飞译,1936年10月《诗歌杂志》创刊号),1937年4月10日《文艺科学》创刊号刊登“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专辑,收录5篇专题论文: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概观》(梁惠译多利科诺夫、施惠林合撰)、②《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吉尔波丁等撰、田方绥译)、③《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基本的诸源泉》(罗森达尔撰、卓戈白译)、④《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前提》(西尔列尔撰、李微译)、⑤《新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吉尔波丁撰、赫戏译)。此外,1937年8月,夜哨丛书出版社出版胡风译罗森达尔著《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上述论文之中,第四类非文学的“现实主义”之作不予考虑,连续刊发的专题论文算作一篇,就是这样算法,有关现实主义的论文也至少有30篇,由此可知当时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关注和热心程度。

若着眼于理论的文化特征,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可分为两种理论类型:本土化的“现实主义”和苏联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本土化的现实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存在着理论泛化的情形。现实主义的理论泛化首先表现在一般人对“现实主义”实用化的理解上。在这一历史时期,一般人理解的“现实主义”就是“务实主义”,“现实”就是“务实”,因而与“浪漫”(“空想”的同义词)有质的不同。楚云在《工作上的现实主义》中说道:“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之所以被认为一种进步的形式,是因为它能抓紧现实,提出现实的要求和发展的途径,跟浪漫的和纯理想的作风不同。”[8]裴元德的《现实主义浅释》对现实主义进行了完全实用化的解释,他把现实主义的成分分解为4个要素:实效、时间性、真实性、利害的比较与取舍的权衡。他说:“现实主义的第一要素为实效……一种科学,无论如何高深,然在文盲社会中,此种高深科学,绝无价值,他因为不能发生实效的缘故”,他据此批评一些“新式书生之盲从现代主义”,“徒托空言,绝无效果”。[9]裴氏文章从其内容来看,并非专门谈论文学,而是把“现实主义”作为“三民主义”信念下处理问题的方法来谈的,但由此也可看出人们对待文学观念的功利态度。无独有偶,本年底离中的《论现实主义》中也说:“现今各国莫不以现实主义相尚。张伯伦有现实外交。希特勒人皆以流氓嘲之,而其现实精神更大。斯塔林负担共产主义之理想,而现实精神又远在张伯伦希特勒之上”,“英国人之现实主义是本其经验主义之精神而来。此种精神含有二特性:一曰批判,二曰功利。”[10]在这种意义上,现实主义其实就是“实用主义”的代名词。这些文章有的论述虽然无关文学,但就认识而言,确实代表了当时人们对现实主义的一种理解。

在“泛化”的“现实主义”论之外,就是文人对“现实主义”的一般认识。文人据自己的学术和职业背景而对现实主义加以各自的理解和阐释。李健吾说:“现实主义与其说做一种主义,不如说是一种气质,犹如每一个作品,多少全含有现实主义的成分。”[11]李健吾这种看法只是一种比喻性的描述——李氏文学观深受西方印象批评的影响,由此描述可见一斑。北鸥(陈伯欧)从区别性角度,比较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不同,说现实主义必须避开自然主义的印象式描写,否则“现实主义同自然主义就没有什么差异了”;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对象就是“社会的活动,政治的实践,‘生动的’大众,以及正确理解了的社会心理”。[12]祝秀侠说:“所谓‘现实主义’,就是:‘广泛,多面而正确地描写现实生活的倾向。’”[13]这两人认识上的共同点就是强调作家态度、立场的“正确”性:“正确理解”和“正确地描写”。正确云者,乃是一种政治话语中的宏大语词,这是革命和战争年代宣传家惯用的语词;因为“正确”或“不正确”有阶级和政治立场的制约,共产党人认为正确的,国民党人会认为错误,国民党人认为正确的,共产党人会认为是错误。即使抛开党派之争,“正确”与“不正确”仍然不会在艺术观上达到一致;所以,使用这样的语汇论证现实主义的特征,说了等于没说。这种空洞的论述笔调很能反映出充满革命与战争的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特征。茅盾对现实主义持有另外一种看法,他说:“所谓现实主义的文艺者,不仅反映现实而已,且须透过了当前的现实而指出未来的实际。”[14]茅盾的认识描述虽然很简略,但其理论内涵却比前两人有所前进,因为他的认识比前两种认识多出了审美理想主义的成分,即“透过了当前的现实而指出未来的实际”,这也是马、恩现实主义论里面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实主义在其艺术精神本土化的过程中,理论家们的认知出现了更大的歧异,并使现实主义精神走向两个方向的岔道:一条是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往前走,即沿着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艺术方向往前走,另一条是沿着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往前走,即沿着以政治统御艺术的方向往前走。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文艺方面的论文和著作已有不少译成中文,并且在中国文艺界广为传播。就总体情形而言,接受恩格斯“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15]相统一的学者较多。中国学者在接受这一观点的同时,又据中国的政治形势加以理论节点的转换,把“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关系在论述中转换成为“美学观点与政治观点”的关系,这也符合理论接受过程中本土化的一般规律。比如祝秀侠论现实主义,他就特别强调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不要忘记‘文学’这两个字。所谓文学,就有文学的特殊性。……所谓文学的特殊性,主要的就是现实的形象化,用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的现实。因此它不是标语,不是传单,不是一篇政论,不是一本流水账”,“毫无艺术性的标语,宣言,政论式的作品,自然离‘现实主义’很远”,“文学必须以活生生的形象来反映现实,才能使读者对它发生真实感,……这些具体的形象是需要经过艺术的加工与艺术的概括。艺术性就是使得文艺和其他的社会科学论文,及宣言,标语等的宣传品不同的唯一的地方。它是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特征。除了这,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16]祝秀侠对“文学性”、“艺术性”、“形象化”与“标语”、“宣传”、“政论”的区分在当时的环境中极为必要,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支配下的泛化的现实主义论调下,中国当时的文学界在创作上已经走向主观主义和公式主义的理论歧途,对现实主义艺术性的强调是从理论上克服这种不良倾向的必须的理论药剂。

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思路前进,并在理论界有深刻理论影响的人物是瞿秋白。瞿秋白一度担任过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他作为中共在文艺战线上的最高理论代表应该当之无愧。瞿秋白翻译过马、恩有关文学论述的不少经典论文,他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理解和阐释也因此比一般批评家和学者更富有理论权威性。瞿秋白在《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这篇文章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论的核心就是作家在创作时要“有倾向”,“有政治立场”,敢于通过文学作品“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同时强调现实主义创作的特点“就是恩格斯说的:‘除开详细细节的真实性,还要表现典型的环境之中的典型的性格’”。[17]这些论断都相当贴近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精神。瞿秋白在论述现实主义的理论特征时,不忘“美学观点与政治观点”的统一:“文艺理论不但要‘解释和估量文艺现象’,而且要指示‘文艺运动和斗争的方法’。文艺理论不但要说明‘文艺是什么’,而且要说明‘文艺应当怎么样’。”[18]瞿秋白一直对机械论、公式化、官僚化、政治化的文论保持距离,在他的翻译视野中,他注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马克斯主义的大学者的‘具体的’文艺批评”[19],他在编选“马克斯主义文艺论文集”以及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论译述时,其考虑“不免略为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象”[20]。事关“中国文学界”的什么“现象”,对于具有学者与官员双重身份的瞿秋白来说,这是理论上的难言之隐,他不能说。苏联官方文学观独断、教条、机械,且据政治需要随时变换文艺政策及文艺口号;中国左翼文坛由于在政治上紧跟苏联,在理论上也只好与之俱变:一会儿“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一会儿“新现实主义”,一会儿又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瞿秋白不会不明白这种学术跟风的结果:苏联文学界出错,中国文学界跟着错。但他的政治身份不允许他说,因为左联开展一项又一项的文学运动,都是根据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他只能走迂回战术,通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观念,来消极地消除中国文学界的极左倾向和机械论、教条论思维。

没着斯大林主义的方向,把现实主义引向政治之途的人物,是中共文艺官员周扬。周扬是一个职业文艺官僚,惟组织之命是从是其职责所系;周扬本人所接受的理论资源多是来自苏联,而苏联文艺界在斯大林时期完全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思维方面显得极左,这些因素在周扬的文章中都打上了非同一般的烙印。周扬在看待文艺现象时时时不忘文艺为政治服务,一谈到现实主义,他就想到“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是和民主主义的任务不能分离的。我们要……使文学成为教育大众的工具”,“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民主主义的运动是和政治上的救亡运动、宪政运动相配合的”。[21]在文艺与政治的有关系上,周扬把文学彻底政治化,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说:“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是一个,其差别,只是前者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的。所以,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确的作品,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文学的真实。在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22]这种简单化、绝对化、偏颇化的话语表述完全是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思维方式应用于文学研究中的结果,在后人看来极为荒唐可笑。周扬本人对此未觉有任何不妥,他站在文艺政治学的立场,反复申述“对于文学之政治的指导地位”,要求“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23]。然而,这种极左的思维让周扬在理论上顾得了前顾不了后,在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时常陷入自相矛盾。比如,他一方面说“我们并不主张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另一方面又提出“要使目前的文学顺利地发展,首先要解除文学一切外来的束缚”。[24]谁都知道,文学一旦和政治捆绑在一起,再想解除“一切外来的束缚”近乎痴人说梦,如同一个人天天贩卖咸鱼,却又想身上不带任何腥味一样难。

与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生活中的“阶级”、“党派”等因素。周扬在论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常常有意强化文学家的阶级与党派立场。即在论述文学的真实性,他也不忘把这一问题与“阶级性,党派性”结合起来。他认为“文学的真实性之客观的标准,即在于……对于文学作品的阶级性的具体分析中”,“愈是贯彻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党派性的文学,就愈是有客观的真实性的文学”。[25]对于何谓“党派性”,周扬如此解释道:“‘党派性’云者,实际就是‘阶级性’的更发展了的,更深化了的思想和实践。列宁对于文学的党派性的规定,可以说是对于文学的阶级性的更完全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关于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阶级的性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命题之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26]从政治角度理解文学、评价文学现象,在周扬几乎成为一种职业习惯,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任何一个文学对象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去分析和评价。以他对鲁迅的评价为例,他虽然知道鲁迅对自己颇有恶感,但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仍然称其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民族巨人”,“他的全部著作贯彻着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精神”,“照耀着中国人民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道路”。[27]

周扬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为下一个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吸收,“在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文学和大众的关系、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上,毛泽东的《讲话》与周扬30年代上海时期的文艺思想有着极大的一致性”[28]。20世纪40年代以后,周扬热心宣传、解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恐其真实原因是挟政治威权维护、宣传某些曾属他自己的思想。从后来的事实看,周扬的确十分成功地挟政治权力之威,把他奉行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变成了中国大陆文学界的权力知识话语,给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文学打上了鲜明的极左政治烙印。

周扬的政治化现实主义观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分不开。周扬一度担任左联党组书记,左联受政治意志左右,唯苏联文学思想马首是瞻。苏联文学界根据政治需要,对西欧的文学思潮和理论进行随心所欲地政治阉割,把不能为政治所用的现代派文学打入思想冷宫,同时对能够为政治所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施以思想宫刑,通过宣传机器的解释,生生把二者阉割、扭曲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被施以思想宫刑之后,成为政治上低眉顺眼的乖乖女,其内在精神随着苏联政治斗争的需要可以随时进行理论变更,随意改换理论名称,从“新现实主义”到“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再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名字被拧来扭去,成为政治斗争中权力话语的一种。

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论有质的不同。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论,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观念,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观念是根据欧洲文学发展的事实所做出的理论判断,这种判断与欧洲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实际相吻合。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些主管宣传的文艺官僚们在政治和政策先行下作出的文艺政治学的思想规定,就此而言,这是一种假现实主义或伪现实主义。作为政治权力话语,其存在及价值完全由政治形势及政策的需要而定。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文学理论适应苏联社会政治新秩序而产生的意识形态观念。现实主义的内在精神是对社会精神进行批判,在社会政治新秩序下,这种理论显然无法作为;因为此时的苏联非比19世纪的欧洲,彼时的“写实主义是一种吹毛求疵的写实主义,它讥刺痛斥社会的丑恶,暴露过失缺点”,这显然不适合苏联的国情,因为苏联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而苏共领导下的人民多的是“英雄”、“道德君子”、“建设者,创造者,他们在组织一个社会主义社会”。[29]在这样的国度,现实主义理论必须及时学会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方式,学会歌颂;如果现实主义自身不能与时俱进地进行主动的自我改造,那就只有接受政治新秩序的强制性改造,否则它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在此意义上,从19世纪以社会批判为特征的“现实主义”到以对新秩序歌功颂德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性质变化非同寻常的文艺观念变迁,而是文艺意识形态的性质转换;这种转换暗含政治权力和统治需要的玄机,而其实现又是在提升文艺创作方法冠冕之下进行的。

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作家穆时英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苏联为自己制造的、适足的鞋子。从前,在史太林的治权还没有巩固的时候,苏联简直是不要艺术的。它只要群众大会的决议案、革命标语和口号,而把这些东西直截了当地称做‘艺术’,而同时又挂了一块‘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招牌。事实上,这样的现实主义如果说是艺术的思潮还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的思潮”[30],据此,穆时英贬之曰“伪现实主义”[31]。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思想疑问的命题,周扬却一向对其正确性深信不疑。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他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局限,承认自己当年引进这一命题完全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承认自己当时“写文章时,便完全是跟着‘左’的一套走的,把文艺简单地理解为是革命的传声筒,忽视艺术本身的规律”,“搬弄空洞的理论术语”等等。[32]甚至对与这一命题相关的政治因素,即他在20世纪30年代反复强调的文学的“党派性”,也进行了否定性反思:“‘文学的党性原则’。我不赞成用。……不能说文学是党的文学。……只有党的文件才是党的文学,但那也是广义的文学。”[33]然而,政治及文艺领域里的左倾思维已成惯性,积习难除,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在文艺研究领域势如弗兰肯斯坦,已非这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所能操控;文艺研究政治化的倾向并不因“周部长”个人思想解放后的“意见”而稍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文艺界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及相关研究上,一直停留在“文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以及“阶级性”、“党性”、“人民性”等非艺术、非审美的认识层面上,致使社会主义文学雪拥蓝关,踟蹰不前,可以说是周扬引进并极力倡导的苏联政治化现实主义理论留下的思想积患。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版)

注    释:

[1] 鲁迅:《〈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22页。

[2]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集》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

[3] 记者(茅盾):《小说新潮栏宣言》,《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1920年1月25日。

[4] 张耿西:《中国文学的趋势与新写实主义》,《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12期,1930年4月16日。

[5] 成仿吾:《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卷首语。

[6] 静华:《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现代》第2卷第6期,1933年4月1日。

[7] 俞荻:《新写实主义的文章》,《中学生活》第3号,1939年5月。

[8] 楚云:《工作上的现实主义》,《战线》第2号,1937年9月18日。

[9] 裴元德:《现实主义的浅释》,《更生》1939年第1卷第2期。

[10] 离中:《论现实主义》,《再生旬刊》第36期,1939年12月31日。

[11] 李健吾:《法国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申报月刊》第3卷第12号,1934年12月15日。

[12] 北鸥:《创作技术和现实主义》,《杂文》第3期,1935年9月20日。

[13] 祝秀侠:《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论》,《文艺阵地》第1卷第4期,1938年6月1日。

[14] 茅盾:《还是现实主义》,《战时联合旬刊》第3期,1937年9月21日。

[15] [德]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16] 祝秀侠:《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论》,《文艺阵地》第1卷第4期,1938年6月1日。

[17] 静华(瞿秋白):《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现代》第2卷第6期,1933年4月1日。

[18] 瞿秋白:《〈“现实”——马克斯主义文艺论文集〉后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9] 瞿秋白:《〈“现实”——马克斯主义文艺论文集〉后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20] 瞿秋白:《〈“现实”——马克斯主义文艺论文集〉后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26页。

[21] 周扬:《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中华公论》创刊号,1937年7月20日。

[22] 周起应:《文学的真实性》,《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1日。

[23] 周起应:《文学的真实性》,《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1日。

[24] 周扬:《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中华公论》创刊号,1937年7月20日。

[25] 周起应:《文学的真实性》,《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1日。

[26] 周起应:《文学的真实性》,《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1日。

[27] 周扬:《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时论丛刊》第1辑,1939年4月5日。

[28] 孙书文:《文学与革命——周扬文艺思想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29] 婉龙:《新现实主义文学概观》,《清华周刊》第42卷第9、10期合刊,1934年12月27日。

[30] 穆时英:《电影艺术防御战——斥掮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招牌者》(二),1935年8月12日《辰报》。

[31] 穆时英:《电影艺术防御战——斥掮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招牌者》(一),1935年8月11日《辰报》。

[32] 周扬:《〈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集〉序》,《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一集文学理论集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33] 周扬:《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周扬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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